二、后来我分到第七宿舍，与张京育同房。张京育人还可以，但其貌不扬，像个拉三车的，并且愈老愈像。四十年后，他和他太太俞雨梯请我和汪荣祖、陆善仪、刘显叔、陈烈在台大校友会馆吃了一顿饭，饭难吃无比，陈烈吃的排且未化冰，我们都不能吃完，但他却津津有味，全吃光，原来他的好胃也是三车夫式的！

甚于余，吾真理甚于吾师。"西哲风范与决绝，惟我有焉。

一、我重考改台大文学院后，因签住校未中，又没钱在外祖房，只好在温州街七十三号台大第一宿舍与陆啸钊同挤一张床，虽然有时斗嘴气得不讲话，但在不讲话中，陆啸钊还是送果给老朋友吃。陆啸钊与我情长达四十四年，知我为人。一九九一年十月二日他对陈良矩说："李敖为人，绝不先向你开枪。但你先向他开枪，他就用机关枪打死你。打死以后，还要补上一阵枪。"真知我之言也。

我在学院里生活，可是却对学院的空气到十分不满，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一些智慧的才，培养一些有骨、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但是，事实上，大学教育在这方面可说是失败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里，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系统已经下降，他们不会用脑！

台大文学院的拱门，呼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我一度到满足。可是，很快地，大学的生活使我刻了解所谓等教育的一面，它令人失望的程度比中等教育犹有过之，尤其是我历其境的文法学院，其荒谬、迂腐已经到了不成样的地步，六七个大学外文系的大一英文的教师甚至搞不清文学家萨罗扬（WilliamSaroyan）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却连大法官布莱克（HugoLaFayetteBlack）都不知！

大说来，台大文学院四年，虽然不无阅历、不无师承、不无游，但基本上、内心里，我是孤寂的、自负的。一方面我没有可被我取法的"大宗师"，一方面我又没有可与我并驾的"振奇人"，所以基本上，在心境上，我是一个独行者。虽然如此，我也抱着"暂与俗人偕"的态度，与人和光同尘，偶有鸿爪可记，也颇发噱：

我在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七日自动办理退学，那时法律专修科已确定改制司法组，但我毅然决定离开了，后来谈到台大法律系司法组，发现我的辈份甚。"名"中，司法组一九五六年次有苏秋镇、纪镇南、胡述兆：一九五七年次有李敖、陆啸刽；一九五八年次有吕传胜、许家；一九五九年次有朱石炎、翁岳生；一九六0年次有张麟征、张德铭；一九六一年次有施忠、林奇福、古登等。

三、台大校本送报生，原由台静农的儿担任，后来转给庄因，庄因转给我，我转给陈彦增、孙英善，陈彦增、孙英善转给张丕隆他们。有一天我看到报贩在送报，乃间张丕隆怎么回事？张丕隆说："你们真笨，一个个大清早起自己送报！我们却把权利转包给报贩了，每月，鬼才自己送报呢！我们不劳工，资本家啦！"

四、机械系材生卢保，为人温和、用功而节俭。开学时从南北上，他母亲给他十个咸，他慢慢吃，吃了一学期，放假回家，还带回去半个。

我是一九五五年二十岁台大历史系一年级的。一年误人法律专修科，原因是联考时总成绩被数学拉下来。所以这一年重考，必须加数学分数。幸亏我台中一中的老同学胡家指导有方，他为我恶补一阵，结果数学考了（不如说背了）五十九分，不但考上历史系，并且名列前茅。由于对中学教育和法律专修科的不满，考取历史系可谓一偿宿愿。

在法律专修科那年的四月二十五日，正好是我二十岁生日，生日后两天，爸爸死了。我因反对传统"把活人成死人，把死人成鬼"式的丧礼，力持丧礼改革。台中一中我敬重的国文老师鄢曾荫先生婉为劝我说："李敖你读书明理，古礼，不能这样吧？"我说："古礼，《易经》是丧期无数；《墨》是我母亲要殉葬；《礼记》是我父亲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礼，更不得了了。"他见我学识渊博，我的礼比他还古，为之语。爸爸死后，有一位老先生特别奔走，料理后事，他就是人称"沈二爷"的沈铭三先生。沈二爷因为辈份是外祖父级的，我们称他"二大老爷"。他是典型的中国正派仕绅，护朋友，对朋友的忠心可靠，给我极刻的印象。他跟爸爸的情极，他生在一八八七年（民国前二十四年，我则是民国二十四年，正好前后各二十四年），比爸爸年纪大，他对国民党来了以前的政治社会，有着微妙的眷恋。他不相信国民党，认为国民党自私、没原则、不可靠。当跟他同岁的国民党蒋介石了签了《中苏友好条约》、让外蒙古独立的消息传来时候，他气愤地对爸爸说："玑衡，你看，国民党在卖国！"后来局势逆转，国民党收缴全国黄金以发行金圆券时候，他基于对国民党的不相信，决不肯拿黄金来兑换，他说他宁肯被查来，黄金没收、人枪毙，他也不要给国民党来骗。沈二爷的不相信是正确的，金圆券很快就崩溃了，他保住了他的黄金，凭这些黄金，他有了逃难的本钱，最后逃到台湾来。爸爸死的时候，沈二爷在大天里，四奔走筹募"李鼎彝先生女教育基金"，有恩于我，使我们能够完成学业，他因为是前安东省主席惜冰的亲戚，得在彰化纱厂个看门的小职员，八七灾时尽忠职守，在淹及桌的桌上站了一天一夜。他得享大年，九十六岁才死。沈二爷没受过什么新式教育，看的只是一书－明朝吕坤（新吾）的《语》。《语》是中国正人君的教科书，在沈二爷上，我看到了正人君的一个典范。沈二爷使我对朋友之，变得甚为古典，我变得喜够朋友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旧式的。我对工业社会里的朋友之一概不欣赏，我觉得那友情现实、速成、而易消，因此我的朋友不多，我很挑剔。但成为我的朋友的，我就忠心耿耿，他们对我，也是一样。，不过随着各人际遇不同，也有的老朋友过分偏离，当然也就渐行渐远了。因此我才有一句名言："新朋友，不；老朋友，遇缺不补。"我对老朋友的限制名额式的珍重，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