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被消灭的最后条件，杀之祸也就立竿见影了。杀之祸是那年十二月问筹印《文星》第九十九期时发生的。第九十九期预定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版，可是十二月十五日，警务转下警总（54）训唤字第八七0六号代电查禁《文星》第九十八期；二十五日，又发生了情况，台北市警察局五分局（中山分局前）的警员直扑中山北路一段六十六号清商行印刷工厂，收扣了分稿件。二十七日，由市长玉树面狗，下达了停刊一年的命令。一年以后，谢然之主持的第四组秘密行文给萧同兹，不准复刊，《文星》杂志从此便历史了。在澳洲的居浩然看了我这篇杀之作后，写信来，责怪这篇文章好像在"清君侧"，其实仔细看去，并非如此。

说你们该负义责任，太抬举了，你们该负的，其实正是不义责任。为了你们的不义，多少年的岁月与心血，都耽搁了、泡汤了，你们的祸国殃民，可真不小啊！

虽然国民党即时查禁了《文星》第九十八期，禁止这篇文章传，但是海外报刊上，却颇多转载。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我们对"言论立场"的严正表示》，寄到海外，其中掀了谢然之不少底。这两篇文章在中国言论自由史上，都有它一定的地位，自不待言。谢然之权倾一时之际，住在天母三路三十五街五号，看中了下女，之成，被太太发觉，怒将妇赶家门。后来太太一想，自己既然不能生，何不收个儿？于是遍寻下女，找了两三个月才找到。不料下女拿乔，敲了两万元（近四十年前的两万元），才把儿。谢然之的无行，此为一端。但无行没关系，他仍得另一无行者蒋经国的心，后来自第四组主任荣升中央党副秘书长，再外放为驻萨尔瓦多"大使"。这一外放，放了麻烦。－"大使"卸任后，他对蒋家王朝已无信心，乃抗命不归，见风转舵，投奔国。蒋经国气得要命，但对小人之叛，毫无法。

君之侧固然是无耻小人，君之本，亦反证"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因果责任。蒋介石的左右在为他朗读这篇文章后，立刻气得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可见伤到要害，蒋介石本人都觉来。当然，在那"冰河期"中，写这类文章是无法畅所言的，只能说还休的到为止。正因为这篇文章有这缺，所以在多年以后，它正好用来彰显当年文禁文网是何等威风，而我们在那威风下敢持虎须的勇气，是今天"不知稼稿之难"的青年人所不能想象的。

一九八一年，许荣淑《耕》杂志第八期刊谢然之在不归的事。谢然之居然老脸厚，写信来更正。说他只是"来疗疾。…大节所在，义无反顾。…鄙人因病滞外，纯系健康问题"云云。《耕》主编林世惺问我怎么理，我说信可以刊，但是注明除非谢然之肯回来，否则一切自谓忠贞，都无以证明。谢然之当然不敢回来，他的更正都是假的。

同年十一月七日，《自立晚报》刊"省主席"李登辉在省议会公开承认国民党中"有彭德、谢然之等败类"，我看了哈哈大笑。我说，国民党搞这些败类来防范我们的思想，但是真正问题的，却是国民党自己。国民党自作自受，真活该啊！同时，我忍不住要质问：你们他妈的国民党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当年豢养这些忠贞分，职司钳制言论之责，整天整我们，说我们思想有问题，现在时穷节乃见，原来有问题的，全是你们窝里的，这下可怎么办？人是你们用的，如今了纰漏，你们没有一声自责、没有一句抱歉，好意思吗？

在封杀的作业里，除了国民党"官方"外"准官方"也是合"官方"，有以自效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胡秋原。事缘一九六二年，发生了一次中西文化论战。论战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胡适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篇是李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胡秋原因为论战失败，迁怒到《文星》，乃转移阵地，自四月起，在《世界评论》上，展开暴如雷的攻击，攻击中涉及了居浩然和我，乃至拆穿他的许登源和洪成完。到了八月，在敦的居浩然不甘沉默，寄给《文星》一篇投书，《文星》于九月一日刊，其中提到胡秋原当年参加"闽变"叛国的话；十月一日，我写《胡秋原的真面目》，站在现代史研究的立场，对"闽变"叛国，也了一研究。这下胡秋原第二次生气了。他来了"三位一"的控告－告萧孟能、居浩然、李敖诽谤！胡秋原这一举动，曾经引起舆论的非议，十月九日的《自立晚报》上，就发这样的社论："…涉讼公要赖法律来评断是非，我们更不知这是步还是退步？法律或许可以裁决一造胜诉一造败诉，可是中西文化的论战，难能凭法律裁判谁直谁曲，得一个结论吗？"但是胡秋原既然持要诉诸法律，我就随他的便，那时我没有钱请律师，我就买了一些法律的书，自己先备战起来了。这时候，一个神秘的消息传了，那就是居浩然的大大找到了胡秋原的大太，由大太级的面，双方先行达成和解。这当然是一件令人不快的消息，那时我还不认识居浩然，我也没说什么。后来居浩然从敦回来，认识了我，但白告诉我他怕老婆，老婆说要和，就只好和了。我说："别什么老婆不老婆吧！你们湖北人就是没有！文天祥说时穷节乃见，，你们湖北人是时穷节先见，，一件合作，只要有风草动，第一个浇凉、扯后、背叛原则又卖朋友的，一定就是你们湖北人。你们九鸟总是teamwork中最先变节的，别怪老婆了吧！"居浩然听了，哈哈大笑，就默认了。居浩然以外，萧孟能受了亲朋的压力，也动摇过，不过，我的态度影响了他，我的态度是：要告由他去告，要和你们去和，我李敖是不怕告，也不要和的，我那时二十六岁，很年轻，也很定。我认为，我遭遇的，是"是非"问题，不是"人情"问题。在"是非"上，我没有错；在"人情"上，为了真理，我六亲尚且不认，何况非亲非故的胡秋原和非亲非故的萧孟能呢？我又认为：我写文章以来，就准备殉，我绝对对我写的任何一个字负责任，并愿面对考验与审判、打击与监狱，我是不怕的。和事者们都是萧家的朋友，他示遗憾："可，我说不行，我所说的都是实的，也无憾可遗，不行，不和就是不和：就这样的，官司就打下去了。打到了一九六三年的秋天，法官张顺吉了判决：李敖、萧孟能，罚钱；胡秋原）也罚钱。因为张顺吉说，告人诽谤的胡秋原也诽谤了他告的人。地院判决后，双方都上诉到院，从此官司就拖了下来，从一九六三年起，一拖十一年，拖到一九七四年，其间所换法官的人数与的次数，都举不胜举了。到了一九六四年的时候，我早已因叛的案，被关到警备总军法了。国民党的法院合警总，居然等警总先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