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的不通文章第一页制版发表，铁证如此，林毓生还能赖吗？不但文章不通，他们看家的方法学也是无所施其技的。殷门弟子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会了方法学就一通百通，但在实际遭遇困境的时候，就不得不发出哀鸣。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林毓生在美国，写信给《海光我师》，呜呜他说："我最近读书，思想有一个新境界，愿意向您报告一下从前我对Methodology（方法论）有一项迷信，认为弄学问必先把方法搞好，这一方固然是受了LogicalEmpiricism（逻辑经验论）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因为看到新亚书院型的糊涂虫对方法学不了解，以致搞出自欺欺人的谬论的强烈reaction（反应），事实上，事情并不是这么机械，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方法学如能学完，也并不能一定使人成为大学者。"（《殷海光·林坑生书信录》页八十三）殷海光看了这一段，批注"不谋而合版"，可见这种方法学的万能论，在几年以后，就发现是"迷信"的、是"机械"的、"学问绝不是应该把方法学完了以后再弄的"——他们念了那么多年的书，才恍然大悟到这一浅显的真理！但是，尽管恍然大悟，殷门弟子受了才气所限，他们再在学海里挣扎，结果也不过乃尔。以多年后张灏、林毓生拿国民党的钱，跑回台湾做演讲秀为例，讲来讲去，也不过是故弄玄虚、不知所云而已。他们的功力与成绩，几十年下来，竟如此可怜，真教我们无法看得起了！

正因为空谈方法而实学粗疏，所以一碰到硬碰硬的实学，他们便要闹笑话，例如林毓生写《漫谈胡适思想及其他》，说他初中时"细看"过《胡适文存》，看过《胡适文选》自序一文云云，事实上，《胡适文选》自序只是"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篇文章的副标题，又何能把它作为题目？何况，当时此文并没收入《胡适文存》，只收入《胡适论学近著》，收入《胡适文存》，是到台湾来以后的事。当时既没收入《胡适文存》，林毓生又从何自《胡适文存》中看到这篇文章、可见他是凭空胡吹、自炫年少博学也！又如张灏写《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作者俨然谭嗣同专家，但书中一开头就说谭嗣同活了三十六年，事实上，谭嗣同生在一八六五，死在一八九八，何来二十六年？这些人今天还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呢！真是骗局呀。他们徒知抱洋书谈中国，但一还原就闹笑话。这种情况。

殷海光也不能免。他曾从洋书中看到Chin-ssuLu，他猜这是"亲疏录"，问我对个对，我笑说，此即大名鼎鼎之《近思录》也，根本没有什么"亲疏录"这种书哟，其实殷海光没能成功的成为学者，并不是一件值得遗憾的事。而殷门弟子以学者姿态到处骗人，才真上是遗憾的事。殷海光一生的最大事功在勇敢反同民党，而殷门弟子在这一点上连个屁都不敢放，如此殷门弟子，丢人丢死也！台大教授刘福增是我同学，我们因打笔仗疏远，已不来往。他在《首部早报》写《冲出自由的警戒区纪念殷海光光中逝世二十周年》，指出殷海光"以最严峻的言论批评国民党极权的特务统治"，这种"深入自由的警戒区去冲锋陷阵"，"今天在台湾（包括常在台湾和国外之间来往的）所有号称自由派学者的殷海光的学生或学生辈的人，都差多了。"不过刘福增补了一句：

"李敖也许算是例外。"我很欣赏我的老问学敢讲这种公道话，虽然他不公道的用了"也许"两个字。事实上，得殷海光勇敢反国民党真传并青出于蓝的，只李敖一人而已。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六日到二十一日，湖北大学主办了"海峡两岸殷海光学术研讨会"，陈宏正带回一篇论文提要吸引了我，那是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唐琳写的《李敖与殷海光》，提要说：

五四运动的香火，在国民党失掉大陆后，沿着由胡适－殷海光－李敖的次序在宝岛台湾代代相传。就殷海光与李敖的关系来讲，他们是师生关系；就个人感情来讲，李敖热爱老师、尊敬老师、拯救老师于危难之中。在殷门弟子中，李敖是最能体现殷海光狂进不已鲜明姿态的人。在始终不渝追求自由主义的过程中，他曾两度下狱，尽管如此，在李敖与殷海光师承关系的表层下，两人之间的迥异也是很明显的，表现在：

1.自由民主气质上的差异

殷海光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使其民主自由思想带有"救亡式自由主义"的倾向。即欲以自由主义来挽救国家危亡，对抗专制政权，以自由主义作为其关心国家、民族的启蒙工具和反共救亡的思想利器。因此，他的自由主义含有国家主义的色彩。它具体表现为"一种单调的、片断的、高高在卜的、革命党式"的气质。它的斗争性是显见的。但这种带有很强的权威性和专断性的自由民主气质应该说与他提倡的自由民主是不协调的。

李敖的自由民主观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特质相似，都以个人价值作为出发点。李敖的自由民主表现出"一种自然的、从俗的、快乐的、嘻嘻哈哈的"气质，它表面上很随意，但其实具有很强的斗争性。在使自由民主生活化、大众化方面，李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似乎又走得太远了，超越了现世的社会和思想，这也正是李敖自由民主气质之不足的一面。

2.角色与人格动力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