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五年前的事了，现在回看来，李敖先生有二先见之明。第一，他说求情是无效的，我却仍去求情，结果被事实证明无用。第二，他主张把压制自由的事件公开发表，我却怕风怕势地因循了好久，才了解公开发表的需要。

孙观汉在收到我的信后，曾在七月七日有信回我，这封信当时我未能看到，而是八年以后－我狱后－才看到的，原来他竟反其行之，仍旧向当政者求情，"求求你释放柏杨先生"，结果证明无效。五年以后，一九七三年六月，孙观汉在香港发表《李敖谈柏杨的冤狱》，公开了我给他的秘件和他的回信，他公开表示了他营救方向的错误。他说直到一九七一年李敖被捕了，他才觉悟过来：

三、尽量展开营救行动。在这方面，我主要通过孙观汉。

关于长信的内容，现在还得退后说，我得先说柏杨的事。

咳，观汉先生，我们知心的朋友，您以为如何…

王要通过同记者魏克曼（FredaricWakeman。Jr。）等的协助。在他们的协助下，《纽约时报》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和九月七日，都有长篇报；《新共和》（TheNewRepublic）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也有长篇报。这样更使怕杨的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

为什么我在给孙观汉的信中指柏杨并非"殉式"人，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的人呢？实在是因为我知他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他离开国民党心，不再得，原因是桃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他即使是在狱前夜，还信他的国民党老上司李焕和蒋经国可以帮他妻境，他留给艾玫长信中声声"可找李焕先生或径找蒋主任，哀诉，必可获助"、声声"蒋主任是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声声"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境，英雄必情，当无问题…"这些话，无一不显示了他的基本心态，也显示了他跟国民党的厚关系。柏杨非但不是"讽刺他们父的人"，并且其依恋钦慕之情，还大大溢于言表呢！柏杨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的答辩书中，有这样一段：

从艾玫被传，到柏杨一放再捕，我都是最接近这件事的一个人。从艾玫被传那天晚上，柏杨约我"商后事"起，我一直在旁帮了一些忙。如今柏杨失去自由已经二十多天，官方刻意"案"的态度已极明显，宪法、提审法、刑事诉讼法等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文已被忽略得不成样，我觉得我必须发这封自柏杨事以来我一直想写给先生的信，向先生提供一个也许可行的方法。

去年读先生写的《李敖和天才》等论我的文字，以及先生给我的信，我就早想写封长信…

…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对总统有一婴儿对亲长的依恋之

设想每在国民党政府恶一次或有一次违背自由民主的记录的时候，海外知识界就联名发表一次宣示，这该是起码可行的事，也是起码对在苦难中国人的一声援。不要沉默抗议，也不要写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对这个政权是无效的，也是弱的。我们要使恶者知：只要他们不厌于恶，海外知识人就不倦于揭发，形成这么一个习惯或"连锁反应"并使他们知，日久了，应该就有效果了！

柏杨事件，纯是冤狱。柏杨并非"殉式"人，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的人，而竟错差，被比照"犯上作"者理，他英雄，这真是这小岛上的大怪事！

三月十六号TheNewYorkTimes星期日版第七页，有专栏论"文星事件"，也论到我被迫害等事，先生便中不妨参考。我的意思是柏杨事件当向海外报章揭真相，使恶者至少知休想再认为可恶而无人知－我觉得这是海外知识人至少该联合起来的一件事。

我的意见其实先生在给艾玫和寒雾的信中，也呼之了的，那就是请先生面，以先生声望和号召力，尽快联名李政等，发表一公开信，投诸TheNewYorkTimes等报，对国民党政府施以压力——这个政府目前只有海外舆论的压力，可以稍对它的面心理有警惕作用。除此之外，实无他法。这个方法对救雷震等人无效，因雷震已使他们"咬牙切齿"，所以只有不要脸，不买海外的账；但这个方法对救柏杨却可能有效，因为柏杨只不过使他们"疾首蹙頞"而已，所以他们可能还肯为了面而放开血手一下。公开信方法即使无效，也可收"暴其恶"的效果，同时可使柏杨不无名英雄，也是给他一安。

我通过孙观汉营救柏杨的事，值得特别细说一下。我在柏杨被捕二十四天后（三月二十八日），托梅心怡转秘件给孙观汉，其中说：

孙观汉是闰匹兹堡大学理学博士，是用闪烁计数测定中的第一人，也是用陨石粒测月球自行发光的第一，拥有在注册的四十以上的专利。曾任台湾清华大学原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国西屋公司放线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