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正甫与盛宣怀的关系就更密切了。盛宣怀在打垮胡雪岩后成立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时，席正甫是主要的幕后支持者，两人在生意上是铁关系，在盛宣怀的账单上，令人瞩目地存在着与席正甫相关的“汇丰银行英镑与银账”【6】。但凡席正甫的要求，盛宣怀无不满足，席家的大量亲友纷纷被安排盛宣怀的系内任职。双方实现了彻底的利益互锁。

通过拆票业务，汇丰实际上控制了上海钱庄和票号的资金来源。汇丰的手松一松，市面的银就宽裕，反之，银就趋。汇丰银行所获得的中国额廉价储蓄，极大地增了它对中国金系的控制能力，并事实上成为了“中国的英格兰银行”

本行商业贸易放贷，其规模可达七八十万两。由于汇丰的存款数量大且利息成本低廉，在向钱庄拆票的过程中可以收取额利息，从而地享受着存贷利差的餐。1879年5月23日的《字林西报》报上海钱庄“用外国银行资本生意，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近300万两的放款，竟为维持上海市面正常周转所必需的数量”【5】。当银低于这个数字时，整个商业活动将立刻受到明显影响。

当清政府准备成立官商合办的中央银行——银行时，悉私有中央银行大利益的席家又捷足先登。银行共发行4万，其中官方认购一半，私人认购另外一半，席正甫的几个儿纷纷银行。其中，仅席家长席立功就以不同份拥有1320。银行改名大清银行时，席家安了四个儿在其中担任要职，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时，席家又成为其大东，并掌外汇业务，成为宋文系的同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成立时，席家更直接变为官投资人，并代表官参与中央银行董事会决策，同时席家还把持着国民政府外汇理局局长、中央造币厂厂长等要职，更代表国民政府参与筹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成为国民政府的代表。席家脉系之庞大，涉及中国金领域之广泛，在外国银行系、官方银行系、上海钱庄票号系、政府金主门影响力之，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由于席家所掌握的大中外金资源，对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影响非常远，在后续章节将继续介绍。

正是由于汇丰控制着整个上海乃至全国的银松，而席正甫又拥有着汇丰银行的贷款签字权，所以上海的钱庄业争相拉他，实现利益捆绑。席正甫对上海的本土金机构备了绝对的影响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为左宗棠办理的350万两汇丰银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

随着席正甫的势力膨胀，连李鸿章和左宗棠都要争相笼络他。李左二人到上海都必见席正甫，毕竟是大财神，无论是“海防”还是“防”离开钱都是瞎扯。二人对席正甫的拉-拢都很尽心，他们同时保举席正甫担任政府官员，但席并无丝毫兴趣。后来在李鸿章的再三推荐下，席正甫只得接受了二品。这与他的刻意低调很不协调。近乎隐居的席正甫连东山的商圈联谊活动都从不参加，上海的媒报中极少现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后运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事实上，洋行们打压生丝价格，垄断定价权的背后正

席正甫不仅自家独揽了汇丰的买办职位长达三代人，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将席家的其他弟陆续安排了外国银行系。无论是英国系的麦加利（渣打）、有利、德丰银行，还是法国系的东方汇理、中法工商银行，德国系的德华银行，俄国系的俄华胜银行，比利时系的华比银行，国系的旗、运通、商信济银行，日本系的横滨正金、住友银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据不完全统计，1874～1949年的75年间，在上海先后开设的外资银行有20余家，而席氏包揽了其中13家的买办席位。

如果胡雪岩不在生丝问题上挑战洋行的心利益，席正甫与胡雪岩的关系应该可以维持得不错。但是，汇丰银行的东们正是这些大洋行，成立汇丰的初衷就是为了洋行在民地拥有自己的“中央银行”胡雪岩挑战了汇丰大东的心利益，搞得东们闹起事来，席正甫岂能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