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厌恶。它的主要效果在我看来就是亵渎了人类健康的需要，颇似宗教经典中为了劝诫世人，使信民畏惧对炼狱烈火煞有介事的描述。那年国际共运在全球、首先在东南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胜利。我国一直大规模援助的越共攻克了西贡，接着势如破竹地横扫了印度支那。红色高锦和巴特察的苏发努冯亲王分别在各自的国家掌了权。美国遭到了丢脸的失败。

但这些光荣的胜利已经不能使我兴奋了，我面临着个人的迫在眉睫、需要解脱的困扰。

我日复一日守候在那幢普通的楼房前，殷切期待着画中人出现。我不止一次看到她的父母。他们常在傍晚时分骑着自行车从不同方向回来，有时车后架上还夹着一捆青菜或用网兜装着几个西红柿挂在车把上。

她的父亲很瘦小，总是穿着一身半旧的中山装，跟谁都客客气气地打招呼，有时还站在楼门口扶着自行车把和几个人聊上一会儿才上楼。他戴着副眼镜，因而看人的目光总有些茫然，后来当我看到名噪一时的陈景润的照片时，立刻在他们俩身上找到了共同点。

她的母亲则可算个迟暮美人，身材几乎和她父亲等高。那个时候人们普遍缺乏保养，妇女到了她那个年龄大都形容枯杭，但她仍保持着皮肤的白暂和头发的乌黑。一双眼睛也时而泛出光彩。她的面容很柔和，但态度冷漠，我从没见过她和一个邻居说话，每次下了自行车便径自上了楼，连她丈夫也不瞧一眼。她的五官其实酷肖其父，但那时我认为她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遗传基因。我一次也等到过她。有几次我一直等到夜里，家家户户都亮了灯，可她的那个窗户总是黑的。有时忽然开了灯，但出现在窗口的身影不是她父亲便是她母亲。

我壮着胆子在白天又几次摸进过她家，屋里总是出现了些细微的变化：譬如桌上出现了一本看了一半的书，换了一种牌子的雪花膏；枕畔遗落了几只发卡和几根长发，镜于上的薄灰被仔细地擦拭过。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进来，又何时离去，她像一个幽灵来去无形。只在我的感觉和嗅觉里留下一些痕迹和芳香证实他的存在。我延长了守候的时间，天还没亮便穿过全城赶到这里，万籁俱寂才乘末班车离去，仍旧一无所获。

这不寻常的活动规律引起了我父母的警惕。他们认为我一定又和坏朋友到了一起，因为我无法解释如此披星戴月的理由。我受到了他们粗暴的对待，从此必须严格按照他们给我规定的时间表离去归来。

忘了是个什么日子，好像不是庆祝而是声讨、示威：我随着全校由鼓号队作先导游行队伍在城里游行了一天，手挥纸旗跟着教师喊了一路口号。

那天全城备机关厂矿和学校都出动下，街上到处红旗招展、鼓号震天。在每一处街口都能看到数支队伍从不同方向浩浩荡荡走来，此伏彼起地振臂高呼口号。有的工人游行队伍还威风凛凛地敲着由三轮平板车拉着的大鼓。

这种游行示威通常是很累人的，要走很远的路到市中心广场，绕广场一周后再走回来，到了学校门口再解散。

那天天安门城楼上没有什么领导人出来检阅我们，大红灯笼和汉白玉栏杆间空空荡荡。

我们绕场一周雄壮地喊了些口号，和其他游行队伍共同制造了一些声势，便沿着大街往回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