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人就在这家吃饭。城市标准饭费，但照规定，如果饭桌上现了荤菜，一筷也不能去动。不过这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家人家的下饭菜永远只有一碟盐豆，连一片青菜也没有，这让人到奇怪。我们的任务第一是参加田间劳动，第二是帮助这个村庄清理近几年的账目，看看有没有人贪污。但清理来清理去，最大的疑数还及不上我们三人每月的伙费。当然不敢说房东贪污，但我们三人的脸已每况愈下。我年轻，更依赖营养，张可老师几次言又止，最后终于说了："你正长，不能长时间这样，我昨天去打听了，你的其他同学也在补营养。"说着悄悄递给我几粒巧克力。农村李惠民则每天晚上端给我一小

大门。

姚力先生一脸慈祥，笑眯眯地听我把准备好的那一讲完，就把笑容收住了，用一宣判式的语调对我说："我们国家打仗的时间太长，军事人员过剩而艺术人员缺乏，你应该读艺术。"他的语气完全不容辩驳，好一位威严的长者，我看着他发了一阵傻，他也看着我，却不再讲话。结果是我了，起告别。

旁听这番议论后不久我们要下乡了，说是不能让我们在楼院里成为书呆，必须到农村参加当时正在开展的"四清运动"。全班同学正好都厌烦了听那些课，觉得再听下去未必成为书呆却一定成为呆，于是便天喜地地打行装，只有郭沫若推荐来的曲信先同学得了肝炎，不仅不能去，还要由医务室隔离，泪汪汪地十分悲伤。

专业主课叫"剧本分析"，分析的第一个剧本是朝鲜的《红宣传员》，然后是中国的《夺印》和《英雄工兵》，更让人惊异的是所谓分析只讲解思想内容，猛一听全都是政治课。这些社会上人人都能讲的话，难就是大学课程？我当时不知更大的背景，只认为上海戏剧学院以一"最难考"的假象把我们骗去了，于是整天忧郁。一位有革命经历的要我们抄写他新创作的剧本，说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记得剧本是歌颂一个劳动模范的，一抄之下便大惊失，对学习的前景更加担心起来。

如果说郭沫若、金还比较遥远，那么，姚力却实实在在地以长者的力量把我推了戏剧学院。

写了几首古诗，古典文学课也就结束了，而那个写劳动模范的剧本还是一稿一稿改，每一稿都由我们抄，抄完后再送到打字间打印，我想这些劳动加在一起，一定远远超过那位劳动模范本的辛劳了。那天我又一次奉命把剧本送到打字间，在等候的时间里听到了一段有趣的谈。几个打字员都是年轻小，她们手指不停嘴也不停，在争论全校风度最好的是哪一位教师。她们的争论对象，渐渐从表演系转到别的系，从青年转到老年又转到中年，从男老师转到女老师，最后停留在一个人的名字上不动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张可。

我们去的地方是江苏太仓浏河，每个村去一个教师、一个同学，再搭一个从附近县乡调过来的农村。在一堵公布名单的墙上看到，与我一起到一个叫郏家宅的村里去的农村叫李惠民，而教师，则是张可。

从她们的七嘴八中听得来，张可老师是个传奇的人。富贵之家，容貌丽，娴熟英语，莎士比亚研究专家，而居然早在三十年代十几岁时就参加了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等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她却功成退，离开组织成了一名普通教师。但是，只要学校有重要外宾来访，总少不了她。雅的仪容和漂亮的英语每次都让来访者到有些意外。打字员们说，那时她们总会暂停手下的工作冲去看，不是看外国人而是看张可老师，看她的举手投足、言谈风度。

我才与一位工作人员说了几句，他就笑了，说你爸爸每天寄来一封信，现在都在姚主任那里，就让姚主任与你谈吧。就这样，我轻易地见到了大名鼎鼎的上海市招生委员会主任姚力先生。

班级里三十个人，我被分在第一小组。坐在我后面的同学叫曲信先，他就是郭沫若推荐来的那一位；我的邻座叫李小林，金的女儿。

二

不知是该怪学校还是该怪时代，我们学后遇到的课程实在太差了，差到我本不敢写信告诉在清华大学和第二军医大学的那两位小伙伴。

三

我们三人住在全村最穷的一农民家里，这家农民有三间小泥屋。东间挤着房东夫妻和女；西间住着房东的母亲，还养了两只羊；中间一间放置农和吃饭，又养着四只羊。六只羊都是集所有的，在这家借住，和我们一样。我和李惠民住中间那间，与四只羊相伴；张可老师住西间，与房东母亲和两只羊相伴。

终于有一位稍有名气的陈汝衡先生来讲古典文学，他用标准的苏北音教了几个月的平仄和格律之后要我们学写古诗，待我们把作业上去之后他着实有吃惊，连连问："这是你们自己写的？"同学们不禁暗暗一笑，你们忘了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把我们招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