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在连云港演完，后天又要坐八九个小时的长途汽车赶回安徽贵池，那里在开一个全国的行业会议，各地代表好不容易来安徽一次，都想见见她。代表们对她非常善意，但他们一定不知，后天见到的她，这几个月是怎么过的，这次是怎么来的。

"我边输边给你打电话，你觉不到？这是测试你的度。"

"那我陪着。"她语气有英勇，好像我真在参加一场搏斗。

三时半，我校改完了。她说："今天又只能睡两个多小时。"随手把闹钟拨到六，一迟疑，又拨晚十分钟。

六时十分起床，快速漱洗完毕，拦了一辆租车，去机场。她送完我，立即会到几位外请专家住的旅馆，付一些钱。《秋千架》剧组已经没钱，她昨晚到妈妈家取了一笔款。然后，赶到南京录音，录完音，连夜坐长途汽车到连云港演。

各地对剧院的邀请，永远以有没有她参加为第一谈判条件。为了剧院和剧的生存，她很难拒绝，但只要接受邀请，主角演员每天的劳动量是一般演员的许多倍；

——这一切，就决定了她这些年来的基本生态。我的职业使我对戏剧界比较了解，因此可以毫无偏心地断言：在目前国内各大剧首席演员中，她无疑是付演辛劳最重的人。那些有可观报酬的演唱活动被她一一拒绝，理由总是说没有时间。时间分成两半，一半是带着剧院演，厂矿企业、油田码都去，连县城也不拒绝，一去就是三四十天；另一半是策划创作新剧目，几乎到了寝不安的地步。

还有十几页没有校改好。"

从南京到连云港，坐长途汽车总得八九个小时吧。我问："你已经这样劳累了，这次能不能不去？"她说："我不去，那里就不接受我们剧院了，而剧院的父老乡亲们在节前应该有一经济收人。"

这个消息传来时，她正从基层演十几天归来，颈椎和腰

"当时通电话为什么没说天天在输？"我生气地问。

"据乐观的估计，十天吧。争取十天的正版市场，十天后又一定是铺天盖地的盗版。"我说。

"那你就不要再写了。你现在是义务写书、义务策划、义务顾问，结果倒为一批文化盗贼尽了义务。你每写完一篇长文章总要生一场病，真担心哪一天因为用脑过度，突然成了傻。"这话她已说了不止一遍，但此时语气已经糊，我赶伸手关了灯。

回来我问她，还记得兰州的事吗？她说记得，那里医院的医生护士，天天熬了很多汤、稀饭送来，房间里全是果、鲜…

"你和版社这样鬼鬼祟祟，能逃过盗版者多少天？"她在临睡时问。

过早地成了整个剧的首席演员，而这个剧至今还是全国中青年观众最喜的剧，她只能靠自己的辛劳来承担一相当沉重的责任；

也许电视能使她轻松一，但她认为如果没有舞台剧的良好基础，电视对戏曲的帮助有可能适得其反，这方面的例证比比皆是。因此，她有意减少了对电视的轻率参与，来维护舞台的最后一尊严；

我知她如此辛苦是因为无法摆脱一个不小的怪圈——

像这样毫无名利可言的艰苦奔波，对她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但我不能不担心她的颈椎和腰椎。从小练功落下的伤，多年长途跋涉地演日渐加重。那次我在场，一位女师刚下手就惊叫起来："你怎么有那么多伤！"平日坐车，时间稍长就扭着脖皱着眉，不知该怎么坐了。但从明天到后天，她要坐多久的长途车！

也许她可以听取某些劝告，通过上层活动来改变自己的艰辛境。但她完全不会理这一，觉得参加一次应酬比多演三场戏还累，而且信艺术的实际成果与上层关系是两回事。

然而不幸的是，今天有些观众是凭着在报纸和电视上现的频率来衡定一个演员的工作量的。近几年一个谣言在少数人的播下快速在本地传开：为什么在电视上很少见到她？一定是拒绝演，跟着丈夫到上海过清闲日去了！于是一片愤怒。一位艺术界的同行在一个有各行各业的人参加的会议上听到两位不认识的女士在大声宣讲："她不为我们演戏，我们要求上级，什么荣誉也不给她！给别人！"

有一次我和当时任国家文化常务副长的占祥先生同时被通大学聘为客座教授，长告诉我，前几年中国艺术节在甘肃兰州举行.最轰动的剧目就是黄梅戏《红楼梦》，轰动得无法停演。她的累垮了，白天在医院输，晚上演，天天如此，这神把当地的观众动得不知怎么才好，真让安徽人在大西北占尽了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