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南朝相对峙的北朝，佛教场面得更大。据《洛伽蓝记》等资料记载，到北魏末年，即公元五三四年，境内佛寺多达三万余座，僧尼达二百余万人。光洛一地，寺庙就有一千三百多座。大家不妨闭想一想，这是一个多么繁密的景象啊！唐代杜牧写怀古诗时曾提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人们读了已觉得慨万千，而北朝的寺院又比南朝多了几倍。

在半上失去了派他来的主人，显然没有必要再回长安了，吕光便留在了武威。他拥兵自重，给自己封了很多有趣的名号，例如凉州牧、酒泉公、三河王、大凉天王等，越封越大。尽他本人并不怎么信佛，但知被他抢来的鸠罗什是个大宝贝，不肯放手。鸠罗什也就在武威居留了整整十六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鸠罗什学通了汉文，为他后来的翻译生涯好了准备。还有青年学者从关中赶来向他学习佛法，例如后来成了著名佛学大师的僧肇。

就在鸠罗什抵达长安的两年前，一位汉族僧人却从长安发了，他就是反着鸠罗什的路途向印度取经的法显。这两脚印在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的逆向重叠，分量很重。其中使我特别动的是，法显行时已经是六十五岁龄。他自己记述，一路上，茫茫沙漠“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望人骨以标行路”

接下来的事情仍然有趣。

本来，作为民间传播的宗教，不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都不存在承受得起还是承受不起的问题。因为承受以接受为前提，不接受也就不承受了。但是，中国自秦汉以来已经是君主集权大国，这个问题与朝廷的态度连在一起，就变得相当复杂和尖锐。我们前面说到过的那位安就明确表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说明朝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佛教的兴衰。

那么，中华文化承受得起佛教吗？

人类最勇敢的脚步，往往毫无路标可寻；人类最悲壮的跋涉，则以白骨为路标。

从法显到玄奘，还应该包括鸠罗什等这些伟大行者，以最壮观的生命形式为中华大地引了一珍贵的神文化。结果，佛教首先不是在学理上，而是在惊人的生命形式上楔了中华文化。平心而论，中华传统文化本是缺少这样壮观的生命形式的。有时看似壮观了，却已不属于文化。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惊愕的情景：在我们西北方向的辽阔土地上，在那个时代，一次次的连天烽火，竟然都是为了争夺一个佛教学者而燃起！这情景不在中国文化史还是在世界文化史上，都绝无仅有。由此可见，这片土地虽然荒凉，却现了一非常饱满的宗教生态，现了一以宗教为目的、以军事为前导的文化。

苻死后，主长安的新帝王也信奉佛教，派人到凉州来请鸠罗什。吕光哪里会放。或者说，越有人来要，越不放。不久，又有一位新帝王继位了，再派人来请，当然又遭拒绝，于是新帝王便兵讨伐，直到抢得鸠罗什。鸠罗什就这样在一路战火的挟持下于公元五世纪初年到了长安，开始了辉煌的佛经翻译历程。他的翻译非常之好，直到今天我们阅读的佛经，很多还是他的译笔。

我自己，曾在五十四岁那一年从基斯坦那面寻路到那个隘的南麓，对这位一千六百年前中国老人的壮举祭拜。我去时，也是在冬季，还同时祭拜了比法显晚二百多年到达这一带的另一位佛教大师玄奘。那时玄奘还年轻，大约三十多岁。他说，在艰苦卓绝的路途上只要一想到年迈的法显前辈，就什么也不怕了。

法显在自己六十七岁那年的冬天，翻越了帕米尔原（葱岭）。这是昆仑山、喜拉雅山、天山等几个级山脉集而成的一个天险隘，自古至今就连极其壮的年轻人也难于在夏天翻越，却让一位白发学者在冰天雪地的严冬战胜了。这生命度，实在令人震惊。

开始，东汉和魏晋南北朝的多数统治者是迎佛教的，他们一旦掌权就会觉得如果让佛教化百姓静修向善，就可以天下太平。正如南朝宋文帝所说：“若使率土之滨，皆敦此化，则朕坐致太平，夫复何事？”（见《弘明集》）其中，公元六世纪前期的南朝梁武帝萧衍态度最为彻底，不仅大量修建佛寺、佛像，而且四度脱下皇帝装，穿起僧侣衣“舍为”在寺庙里服役。每次都要由大臣们钱从寺庙里把他“赎回”而且正是他，规定了汉地佛教的素传统。

人骨？这中间又有多少取经者和送经者！

，苻已经死了，政局发生了变化。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