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写字也学他的远祖笔意。我曾为计文渊先生编的《王明书法集》写过序言，但有一内心嘀咕却没有写到序言中去，那

这角兴于明代，盛于清代。在近代的兵荒间功用不大，成为一个芜杂的存在，而到了“文革”时期又大行其。直到今天，坊间还能看到少数孑遗，只不过早就更换了立场和话语罢了。若要排排他们的传代系列，一直可追溯到朱元璋所培养的鹰犬队伍，这是中国文化的负面特产。

朱元璋在发展经济、利益民生、保境安民等方面了很多好事，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的皇帝；但在文化上，他用力的方向主要是负面的，留下的遗产也主要是负面的。

王明认为，知和行是同一件事，目标是“致良知”也就是通过个人修养挖掘人之为人的天赋德。这天赋德也就是天理，因此心和理也就成了同一件事。这理论，洗去了朱熹理学外加的庞大规范结构，让一切规范都自于内心，自于本真。这就大大化了儒学历来比较薄弱的内在心理依据，凸显了其间的善良基，弘扬了“知善知恶”、“为善去恶”的文化责任。而且，他的理论表述始终保持着很的哲学品位，果断、严密、平易、优雅，实在是明代文化浊雾中的亮丽一笔。

其实，早在明代中期，儒学因朝廷过度尊崇而走向保守和陈腐的事实已经充分暴，于是现了王明的“心学”如果在明代前期“心学”不可能问世。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折腾，社会危机和神危机越来越严重，而最统治者也不再有朱元璋、朱棣那样的势，朝廷已经捉襟见肘。在这情况下，一位笃信儒学，只是要对儒学一些不同于朱熹的解释，同时又是一位帮着朝廷有效理社会矛盾的将军学者，就有了思考空间。

另一方面，不少人在捍卫、复兴儒学的时候，也不知细致分析，喜把它在明清时期被禁锢化、条规化的不良形态行装潢，迫青少年背诵、抄写、模拟，营造一悖世的伪古典梦境。直到今天，不断掀起的“国学”中，仍然有这个病。

在朱元璋之后，明成祖朱棣更是组织人力编辑《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理大全》，并严格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四书》必依朱熹注释，《五经》必依宋儒注释，否则就算是异端。你看，连注释都规定死了。不仅如此，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又把宋儒所设计的一整行为规范如“三纲五常”之类也推到极端，造成很多极不人的悲剧。

王明是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嫡传远孙。这不禁让人会心一笑：王羲之的这一笔，实在拖延得相当漂亮。

总之，不人们如何褒贬儒学，直接着的往往是它的晚近面貌，也就是明清时代的面貌。

由此，产生了两方面的历史误会。

受到了恐怖，也就是那似乎人人都想夺其位篡其权的恐怖。只有一人轻松自由，那就是那些文化鹰犬。他们没有个人履历，没有固定主，更没有固定立场，也没有固定话语，永远随着当下需要不断地告密、揭发。他们的告密、揭发常常很难被人理解，因此又充当了分析批判、上纲上线的角。

由朱元璋开始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以儒学为工，尤其以朱熹的理学为旗帜。看上去，这是大大地弘扬了儒学，实际上，却是让儒学产生了严重的质变。因为这样一来，一优秀的文化被迫与专制暴联系在一起了，让它呈现一恃凌弱、仗势欺人的霸气。其实，这并不是儒学的本来面目。

三

朱棣在如此推崇儒学的同时，又以更大的心力推行宦官政治和特务政治，如臭名昭著的东厂。这也容易让儒学沾染到一些不好的味。

到了清代，文字狱变本加厉，又加上了满族统治者威胁汉族知识分的一个个所谓“科场案”文化气氛更加狞厉。一个庞大国家的文化灵魂如果长期于哆哆嗦嗦、趋炎附势的状态中，那么，它的气数必然日渐衰微。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系列惨败便是一必然结果。

他以压专制所造成的文化心理气氛，剥夺了英思维，剥夺了生命尊严，剥夺了原创激情，后果非常严重。例如，连科学技术也难于发展了。明代建立之初，中国的科技还领先世界，但终于落后了，这个转折就在明代。现在越来越多的智者已经认识到，文化气氛能够左右社会发展，对此我能够提供的最雄辩的例，就是明代。

一方面，后代改革家于对明清时期极权主义的愤怒，很自然地迁怒于儒学，甚至迁怒于孔本人。面对“礼教吃人”的现实，提要“打倒孔家店”五四时期就现过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