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过反复调试的秩序，会构成一稳定；一经过时间考验的生态，会构成一惯；一沈淀着文化的规则，会构成一防卫；一蕴涵着人的习惯，会构成一气氛。这一切，正是上海让一切革命者痛的地方，也是上海让一切极左派恼怒的地方。他们发现，全城的资产阶级可以低，满街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却很难整治；上海的政治份可以改变，上海的文化生态却很难动摇。正因为他们讨厌的是文化生态，所以搞起了一场以“文化”为名的革命，而且偏偏在上海发起。那些天，我在上海外滩的夜间，找到了这个秘密。

早晨，江的汽笛声中，一个个还没有来得及梳洗的家妇女急匆匆地提着一个小竹篮到大饼油条摊去买早餐白天，外滩并不闹，在那里徘徊俯仰的多数是背着大包的外地人；晚上，无论是黄浦江边还是苏州河边，都挤满了一对对谈恋的情侣。这一切实在是没有多大改变。附近有这个城市的首脑机构，偶尔会有一些敲锣打鼓的车辆来“报喜”或“表决心”吵吵闹闹地抹过一笔极左狂的仓促印佰。但是，对于这吵闹，沿江的情侣们没有一个会回过来观看，街边老屋里刚刚睡的居民也许会醒，却嘟哝一声翻个又酣然梦。

我注意了，『文革”给外滩之夜带来的惟一变化，是江边一对对情侣背后会现一些着红袖章、举着小旗的老工人。他们见到偎依的情侣，会用小旗的旗柄敲一敲栅栏杆，随叫：“分开！分开！”

表在外的事端主要是两个：一是胡锡涛先生彻底“枪毙”了我写的《关于“从自我发”》一文；二是对立过一阵后五个专业人员很少再与胡锡涛先生讲话，等到我去外地军垦农场劳动之后，

这些老工人白天在厂里很可能是颐指气使的造反派，但那只是在厂里，不是在外滩，更不是在外滩的夜间。在外滩夜间，在文化大革命的期，上海女人丽的愠怒仍然如雷霆万钧。

其实斯坦尼是一个去世已久的外国戏剧家，我们毫无卫护他的必要，更何况在我们连自己的亲人也不能卫护的年代。但是，文化逻辑在当时已成为生命价值的最后一条防线，我们的迂阔劲浮起来了。

我知在下面细细看去，会有不少政治运动的印记，但从上面看下去，楼依旧，石依旧，江依旧，堤岸依旧，连那座建造于世纪初的外白渡桥也没有丝毫变化，一切都屹然冷然，无知无觉。

与窗外的一切相比，报社屋里的事情就显得非常琐碎了。

这事回忆起来十分有趣。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对于造反派声俱厉的批判毫不在乎，反而对胡锡涛先生文质彬彬的观如此抵拒呢？原因是，造反派的批判没有文明的底线，本无法建立一个对话（包括吵架）结构，而胡锡涛先生的批判话语却在文明底线之内，备辩论的基础。这就像，有人说你是“盗”你很难驳斥，有人错了你的学历你却会站来更正。

转过来回答的必定是那位小，用最标准的上海话骂一句“十三！”丽的愠怒完全等同于任何时代的上海女人。

我从胡锡涛先生那里，第一次近距离地知了一“学术大批判”是怎么回事。那“大批判”并不骂人，也不像当今的一些大批判将那样满脏语恶词，而还是保持着一外层的理论态势。但是，这理论态势完全是单向的，本不考虑批判对象的逻辑结构和历史过程，只自己一方的预定概念行断章取义的组接，然后得一个个危言耸听的政治结论。他们追求“犀利”和“痛快”其实就是追求在断章取义和危言耸听这两者之间的大胆跃。

报社文艺组的几位编辑找了我们几个比较空闲的专业人士来讨论旧俄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简称斯坦尼）的表演理论系，本是想为报纸一两篇文章发发的，我们几个也这么想。后来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胡锡涛先生也准备写一篇评斯坦尼的文章，只是不太懂表演，想让我们帮他文字准备和专业咨询。他当时已参加市里的一个写作组，地位有些特殊，但我们这些专业人员都不知浅。结果，只要一讨论斯坦尼系，专业人员就与胡锡涛先生对立起来，而且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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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见到胡锡涛先生之前，这样的“学术大批判”文章也在报刊上见过一些，只是因为我们对批判对象知之不，尚无切肤之痛，而这次胡锡涛先生要评论的却是我们专业范围之内的斯坦尼系，那就难于承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