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要顺便说一说“革命样板戏剧团”里的那些主要演员。我作为一名戏剧学者，当然很清楚在那场政治灾难中即便是得的演员也只是工，本人没有选择的自由，因此也不必承担什么政治责任。但是，近几年看到他们之中一些人一再在电视访问中把自己说成是受尽委屈的艺术

这可能现了我们时代的宽容，但我想，时代也应该宽容金老人这样的说法：直到现在，白天听到几句样板戏晚上还会噩梦。

我爸爸直到去世前，只要在收音机里听到样板戏，他一定立即关掉。如果是在电视里看到，而同时看电视的还有很多家人，他会站起来，走到另一个房间，还把房门关上。因为这些唱段不多么好听，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永远是恐怖之音。

他们发现，光说政治，不说文化，还是不住知识分。这个问题，在作家协会那里似乎已经解决了，因为工人造反派里有一批『工人作家”作家治作家，胡万治金，似乎治得住。但在戏剧学院不行，也派来过几个在工厂里喜唱歌、舞的年轻女工，以为有了一“专业”只是她们一见表演系那些英俊的男生睛都直了，颇失工人阶级的脸面，很快调了回去。

我在学术界的忘年之、杰的中国戏剧史专家徐扶明教授当年看了“革命样板戏”之后发表了一句评论：“《红灯记》、《智取威虎山》不错，《海港》不太行”被人揭发，也被加上了“攻击革命样板戏”的罪名，关押了一年多。其实揭发他的那位先生也是一位剧作家，当然知《海港》在编剧技巧上还没有门，更知他的揭发会造成什么样的可怕结果，但他还是揭发了。我不想讨论这位剧作家的人品，只想说明在当时，即便是两个真正的戏剧专家谈论了一下某个样板戏的编剧技巧，也会面临大祸。

专业问题上对知识分行统治的望也越来越迫切。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它们还算得上是几台戏，几台极左、冗、简单，却又加了一些不错的艺术技巧的革命剧目，但是等到文化大革命一爆发，就不再是这样。当时在中国，所有的戏剧史、舞蹈史、音乐史、艺术史都被彻底否定，只剩下了这么几台戏，这几台戏又被抬到了政治斗争的第一线，抬到了社会荣誉的最峰，于是它们不再是戏，而是一个刀戟丛丛的禁苑，一个无理可讲的判殿。

我妻很多年后在电视连续剧中塑造她的艺术前辈严凤英的形象时，曾仔细查证过这位杰艺术家自杀的原因。最后发现，严凤英陷渊的爆发是“攻击革命样板戏”“攻击”的罪证只有一条：她在北京观看《沙家浜》时，说这个戏的后半分“太长，有闷”严凤英在中国当代戏剧史上的地位和声誉，应该远远于《沙家浜》中任何一位演员吧，但仅仅就是她在观众席里说的这五个字，使她遭到毁灭的灾难。她在自杀前曾到北京有关领导门求助，但她已经“攻击”过“革命样板戏”没有人能救她。

这怪事，只有了解了“革命样板戏”在当时的地位，纔会理解。

他的儿原是京剧团的一个武功演员，在“革命样板戏”中演了个反面角。他本人早年据说也曾在一个狼戏班里学过几天，没有，后来到铁路局的一个门工作，也不是工人，而是一个低级职员。河北人，没什么文化，全戏剧知识是知一些江湖老戏的名目，但听他儿说，现在这些老戏都不让说了，因此他到了戏剧学院就不知怎么开了，只能时不时摆一个功架，用京腔说几个短句。多数时间，都一脸严肃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正在无奈之时，上海市工宣队发中心的负责人听说铁路局有一个姓钱的工人是“革命样板戏剧团”某演员的父亲，觉得终于找到了一个“工人阶级的戏剧老兵”可以派到戏剧学院来实行专业领域的统治了。

给人的觉是，今天他所见到的事情，当晚就会告诉他儿，他儿明天就会告诉样板戏的音乐总监于会泳，而于会泳后天就会告诉江青。因此，连工宣队的其它队员见到他过来，也会分外恭敬。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狭小的知范围之内，至于全国有多少近似的悲剧，连想也不敢想了。现在那几台“革命样板戏”又以“现代革命京剧”、“现代革命舞剧”的名义到演，甚至演到了台湾，据说还颇为轰动。许多晚会上也会频频现其中一些唱段，有的演唱者还是“文革”期间“革命样板戏剧团”中的原班人。

“革命样板戏”并不是现在年轻人经常可以在电视和舞台上看到的那几台戏，至少不仅仅是。

一九六七年上海市民都知一宗天底下最荒唐的冤案。郊区某镇一个茶馆里有一位农民故事员在讲述“革命样板戏”的故事《智取威虎山》，这本来也应该算是最革命的事情了，哪晓得他的讲述中没有照搬“革命样板戏”的台词，而是稍稍作了一比较有趣的发挥，便认定是“歪曲革命样板戏”逐级上报。最后的判决是张桥作的，实在让人骨悚然：枪毙。

这，就是那天踢了我一脚的黑衫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