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次坐下来想说了，却很难开，因为这些年一些上海文人正在以“最上海的方式”一次次驱逐我。

我对妻说：“应该动员你的爸爸写回忆录。不是用来版，而是为后代留下生命传承的记忆。对老人本，也是晚年的一神总结，很有意义。”

其实爸爸也领悟了，最雄辩的证据是，他不想让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一个“朋友”来参加自己的追悼会，他没有留下一份与这座城市相关的通讯簿。

我们没动员多久，岳父就同意了，当天便动笔。

上海在我的中学时代有教育之恩，因此，不后来我在这座城市受多少罪，挨多少整，经多少咬，也总是默默忍受，只顾以更多的劳作来为它增添一文化重量，作为报答。十多年前在全国各地考察时知上海名声太差，还写了一篇《上海人》力排众议，肯定上海文明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有容量，也最有潜力的地域文明，并为明而畏怯的上海市民鼓劲打气。后来，我又一再论述，上海人应从小市民而转型为大市民。这些年随着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已经大有改观。但几经折腾我已明白，自己虽然仍然喜这座城市的建设理、衣住行、生态气息，而在文化上，我与它有很大隔阂。因此这些年来除了探望爸爸、妈妈，已基本不去。

现在，连爸爸也离开了，只剩下不断用家乡方言叹息着“寂寞”的妈妈，留在那些街间。

追悼会以后，我一直在想，真后悔没有多问爸爸一些问题。几天之差，就成了永远的猜测。

家里人、亲眷、家乡人，再加上我们这几个儿的朋友。

追悼会的主要内容，是在一架大屏幕上映爸爸从少年到老年的代表照片，特别要仔细地映他藏在屉里的那一大迭纸页：大批判简报、申诉书和一张张借条。

以前，我只知他们在县城挨批斗时把五岁的兰和两个哥哥送到举目无亲的叶家湾躲藏的事。

全都是上海的市井文人。态度看似温和，全以朋友相称，甚至称兄弟，小鼻小，低眉顺，偶尔挤眉，却绝不会横眉竖。他们时不时在报刊上抛一闪烁其词的“材料”作一怪气的“规劝”等到终于引逗了外地的叫骂声、杀喊声，他们微微一笑，准时下班，在碗盏间发几句超然之论，然后盘算起小官、赚小钱的俯仰之。

这些图像的讲述人，是我的妻兰。她原来对屏幕上的灾难记录并不清楚。由她讲述，有一由外而内的悲愤。那天她黑衣缓步，慢慢叙述，持到最后没有哽咽。

上海也有不少人厌恶这些市井文人，但更多的是旁观者。旁观者也能大致判断事情的真伪是非，但更希望事情的延续，尤其希望看到像“桶车撞奔驰车”这样有趣的事情的延续。在这群气氛中，一个文化人很容易躲庸常而换取安适，却不容易凭着创造而长久生存。上一个世纪的前半期，上海曾来过一些大格局的创造者，看中的是上海由租界而引发的国际多元文化生态，而不是看中“海派文人”这么一个腻腻的衔。如果上海文化什么时候不再备创造者的人格温度，不再以现代产业运作的方式保持自由广纳、冒险开辟、无界发散的态势，那么，即便有再多的设施和排场，也失去了灵魂。

这顿饭，两位老人红着睛说几句，吃几；吃几，说几句。我们的侄女格丽听起来十分艰难，却也觉得自己应该知，当即要求，把爷爷写下来的文稿输计算机。

那么，就开一个家式的追悼会吧。

我致悼词，主要是解释那些借条。我听到，现场响起了一片哭声。

妻。

直到爸爸临终，我都无法向他解释，他当初把我带到上海来这件事，包着多少生命的悖论。这悖论并不艰，叔叔在年轻时已经领悟。

什么叫“最上海的方式”呢？那就是，这些年全国围着我掀起的一次次大批判狼，乍一看几个将全在外地，北京、长沙、武汉、太原、圳，但所有的提线者却在上海。

有一天吃完饭，我和妻与两位老人闲聊。我把气氛调理得很轻松，然后请岳父谈谈回忆录的写作，尤其想听听与妻有关的内容。

以后几天，到格丽红着睛上餐桌了。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岳母叫岳父吃饭，岳父坐在餐桌边还泪不止。岳母一怔，随即问：“写到哪儿啦？”岳父没有回答，拍拍岳母的肩，说：“老伴，你真不容易！”

岳父说：“她生前的一件事，我回想起来还非常动。”

兰生前，两个哥哥已经饿得包骨，特别是小哥哥，几乎快不行了。父亲的和其它很多右派分一起在库工地上服苦役，毫无办法。一个走过来，要岳父把这个孩送给他。岳父摇，说：“你这么个右派分，怎么养得活两个孩呢？”这话刺激了周围的右派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