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这样吧，我给你参谋参谋吧。”他说得简洁、恳切。“用杭纺吧。”他又说。这当然是指面料。很快，冯太太便心领神会地从迎门桌抽屉里拿出一个毛边纸本，本上贴着各种布料。她把纸本翻给冯掌柜，冯掌柜指着上边的一块面料说：“你看，西街‘庆裕祥’就有，穿在身上也轻便，适合腰鼓的动作。你去买，我让芝兰送到染坊去染。”

就这样，在冯掌柜和他的爱妻芝兰的举荐下，对于腰鼓服的面料，我选择了杭纺。这也是我作为服装设计，初次知道的土布、洋布之外的面料称呼。后来，冯太太为我倒掉了尚存碗中的凉茶，又斟上了热的。就着热茶，我和冯掌柜还研究了这批服装的颜色和装饰细节，最后我拍板，决定女服用桃红做底，沿海蓝边儿；男服用天蓝做底，沿葱绿边儿。男女服都用棋盘领，下摆六角缀“云子”直待这时，冯太太在一旁才献计策似地说：“我看袖口沿两圈儿绦子也不难看。”我当然采纳了冯太太的建议，冯太太的建议为我们初次打交道划上了一个的句号。

就这样，第一批腰鼓服在我们剧社、在B城诞生了，以后它还成了腰鼓服的标准模式，我的工作也因此得到剧社领导的肯定。我在剧社受着表扬，还应付着各文艺团体（专业的、业余的）对腰鼓服的咨询。我也为冯掌柜介绍着生意。

因了冯掌柜、冯太太做生意的公道、热情，剧社和新丽成衣局形成了很好的合作关系，用当今的话形容，便是合作伙伴吧。开始冯掌柜叫我李同志，后来得知我还有官称，便一直称我李股长。我渐渐冯掌柜不仅善做中式细软活儿，对、军服和西装的剪裁缝制也很内行。他能从两种极为相同的服装款式上发现它们的不同，他说，粗看去，藏族服跟和尚的“偏衫”都属“和尚领”实际两种偏领各有不同；国民党的中山装和的中山装也不尽一样。“你看那兜儿，再看那领儿。”冯太太也常在我的颜色搭配上，有分寸地指出些不当。有一回我要急“赶”一套我军的将军服，苦于买不到黄呢面料，冯太太急中生智说：“拿条军毯试试吧。”冯掌柜也恍然大悟地兴奋起来，把手搭在冯太太肩上说：“还能难住我们？”这个“我们”显然是指我们这个三人创作集体。听从冯太太的提醒，我从剧社抱来一条日本军毯，冯掌柜在上面一阵比划，一套将军服便不失时机地出现在舞台上。

我和新丽成衣局合作的那些日子，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至今我仍然觉得，合作中的一切愉快，似乎都因冯先生和冯太太那完美的、天衣无缝的爱情的结合。有了他们之间的美好感情，才有了我们合作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