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你不一样，奥利弗，”她说。“你是个‘冰冻了的’。”

“对。刚才，是张了一下。”

算了，她心里就是还有什么别的想法，我也不想去多说了。

我们甚至连橄榄球比赛也不看了。

“别骗我了，预科生。”

“哈！吓了你了吧？”

我学了。我学会了吃意大利面条。而詹尼的烹调手法也确实变化无穷，来的面条总是别风味。靠我们暑期里挣下的钱，加上她的薪，另外到圣诞节邮局的忙季我还打算去一阵夜工，赚些外快，这样几下一凑，我们的日倒也过得去。自然，我们有不少电影没能去看（她还有不少音乐会没能去听），不过我们的收支总算碰了。

我一直把她抱到了楼上。

在同耶鲁比赛的时候，我利用校队俱乐会员的特殊权利，给法学院的一位同学罗比-沃尔德到了座位。罗比激涕零地离开我们的住以后，詹尼要求我再给她讲一遍，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坐校队俱乐会员专座。于是我就再一次给她解释：不是老是少，个大个小，社会地位是是低，凡是在运动场上给堂堂哈佛立下过汗功劳的人都可以在那儿坐。

“那我该说什么好呢，詹厄——也来一个‘呵呵呵’？”

“看你多会说话，”我妻说。

“没有。”

詹尼把这些事情告诉我的时候，我就发挥了想象，提了一些想法，设想惠特曼女士凭她这——呵呵呵——三千五百元，该可以捞到多多少少好。但是接下来詹尼却问我肯不肯退了学来养她，让她修教育学课程，好公立学校任教。我通观全局，郑重其事地考虑了大约两秒钟，得了一个简洁明了的结论：

“不对，”詹尼跟我争“是六块钱。你别带我，一个人去好啦。我对橄榄球一窍不通，就听观众嚷嚷‘加油呀’，可你却喜这玩意儿，所以我非要你去看不可！”

“好了，本案到此结束！”我往往就这样回答她，毕竟我是丈夫，是一家之长。“再说，这个时间我也可以用来学习。”不过，一到星期六下午，我还是会把半导收音机贴着耳朵，把球迷们的助威呐喊听上个半天，从地理上说这批球迷离我才一英里地，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

“扯淡。”

易才说了这两个字。

收支总算碰了，可是我们在生活路上也都走到了。我是说，我们两人的社生活都起了剧烈的变化。我们还是在坎布里奇，从理上说，詹尼也可以跟她音乐圈里的朋友呆在一起。但是没有时间啊。她从学校回到家里已经疲力尽，还得把晚饭起来（在外边吃饭是绝对不予考虑的）。我自己的朋友也很知趣，从不来打搅我们。我是说，他们都不来邀请我们，免得我们也非回请他们不可——不知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我没有接她这个话茬。我以为这无非还是詹尼弗嘴利，说句俏话你，我也不愿意多琢磨她问哈佛大学的育传统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义。譬如说，隐隐约约可能就有这样的意思：虽然军人育场可以容纳四万五千观众，可只要是当年的运动员，就会全去坐在那个特座区里。全去坐在那里。老的，少的。里的，地上的——甚至还有“冰冻了的”那些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所以不肯去运动场，难仅仅就是为了省六块钱？

我是校队俱乐会员，本来有资格坐在会员坐的五十码线的特座里。可是一张票要六块钱，去一次就是十二元。

多亏了我那个光辉的名字，我们才能在一家本来不肯赊账给学生的品杂货店里开了个记账。然而我的名字却又在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害得我们吃了亏，那就是詹尼要去教书的那所学校：荫巷小学。

“里的也一样？”

“算了吧。还是跟我学吃意大利面条吧！”

“当然，本校的薪是不能同公立学校比的，”校长安妮-米勒-惠特曼女士对我妻说，接下来她又说了好些话，意思是雷特府上对“这方面的问题”反正是不会介意的。詹尼极力想打消校长的幻想，可是除了早就讲定的三千五百元年薪以外，她所得到的也就只有那近两分钟之久的一连串“呵呵呵”了。詹尼说到雷特家的人也得跟别人一样付房租，惠特曼女士还觉得詹尼真会说俏话哩。

“育明星就是育明星，”我回答说“地上里都一样。”

这就是我能记得的同“钱”这个词儿毫无关系的绝无仅有的时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