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连指挥员把我叫了去。我抬一看，他的旁边坐着一个我不认识的炮兵中校。我走房间，他也站了起来，好像看见一个军衔比他的人。我的连指挥员说；索科洛夫，找你，’说完，他自己却向窗转过去。一电刺透我的，我忽然产生一不祥的项。中校走到我的跟前，低低地说：些吧，父亲！你的儿，索科洛夫大尉，今天在炮位上牺牲了。跟我一块儿去吧！’

“夜里醒来，我常常作着老儿的梦：等到战争一结束，我就给儿娶个媳妇，自己就住在小夫妻那儿，木匠活儿，抱抱孙。一句话，尽是些老儿的玩意。可是，就连这些梦想也完全落空啦。冬天里我们一刻不停地行反攻，彼此就没工夫常常写信。等到战事快要结束，一天早晨，在柏林附近我寄了一封短信给阿纳托利，第二天就收到回信。这时候我才知，我跟儿打两条不同的路来到了德国首都附近，而且两人间的距离很近。我焦急地等待着，不得立刻能跟他见面。哎，见是见到了…５月９日早晨，就是胜利的那一天，我的阿纳托利被一个德国狙击兵打死了…

“我摇摇晃晃，勉站住脚跟。现在想起来，连那些都像梦一样：跟中校一起坐上大汽车，穿过堆满瓦砾的街；还模模糊糊地记得兵土的行列和铺着红丝绒的棺材。想起阿纳托利，唉，老兄，就像此刻看见你一样清楚。我走到棺材旁边。躺在里面的是我的儿，但又不是我的儿。我的儿是个肩膀狭窄、脖细长、结很尖的男孩，总是笑嘻嘻的；但现在躺着的，却是一个年轻漂亮、肩膀宽阔的男人，睛半开半闭，仿佛不在看我，而望着我所不知的远方。只有嘴角上仍旧保存着一丝笑意，让我认他就是我的儿小托利…我吻了吻他，走到一旁。中校讲了话。我的阿纳托利的同志们、朋友们，着泪，但是我没有哭，我的泪在心里枯竭了。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吧，我的心才疼得那么厉害？

从前线寄了一封信给我，看样是从另一条战线寄来的。我的通讯，他是从邻居伊凡·季莫斐耶绍奇那儿汀听来的。原来，他先了炮兵学校，他的数学才能在那边正巧用得着。过了一年毕业了，成绩优良，去到前线，而倍就是从前线写来的。他说，已经获得大尉的称号，指挥着一个４５毫米反坦克炮兵连，得过六次勋章和许多奖章。一句话，各方面都比老的多啦。我又为他到骄傲得了不得：不论怎么说，我的亲生儿当上大尉和炮兵连长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而且还得了那么多光荣的勋章。尽他老只开开‘斯贝克’运运炮弹和别的军需品，但那没有关系。老这一辈已经完了，可是他，大尉的日还在前面呐。

“我在远离故乡的德国土地上.埋葬了我那最后的乐和希望。儿的炮兵连鸣着礼炮，给他们的指挥员送丧。我的心里仿佛有样东西断裂了…我丧魂落魄地回到自己的队里。不久我复员了。上哪儿去呢？难回沃罗涅日吗？决不！我想起在乌留平斯克住着一个老朋友，他还是冬天里因伤复员的，曾经邀我到他那儿去过。我一想起他，就动到乌留平斯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