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这一切的,则是一个头部存在着医学上问题的婴儿出生在了我的家庭里。我感到非常苦恼,不知该如何调整自己以与那个孩子共同生活下去。首先,我不懈地进行医学上的努力来救治那个孩子,接着在心理上也坚定了共同生活的意志,在实际行动上朝着那个方向开始前进。以这个经历为基础而创作的长篇小说,便是《个人的体验》。
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同时,我还写了《广岛札记》。那是一部长篇评论,说的是太平洋战争末期在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而受到伤害的人们。我在这部长篇评论中描述的,首先是广岛的诸多医生们。尽管他们本身也遭到原子弹轰炸的伤害(这里不包括因此而死亡或重伤的医生们),仍然连同那些身负轻伤的医生们一道,投身于医治受原子弹伤害的患者的工作。护士们也是同样如此。对这些护士而言,当他们和她们开始医治伤者时,不可能从医学意义上了解核爆炸给人们的肉体带来的危害是怎么一回事。人们摸索着不断获得医疗上的实际效果,从这种努力中,创建并推进了包括针对白血病的治疗方法在内的医学,比如对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那样的放射能造成的伤害进行医治的方法。
那些放射能受害者又是怎样地从医学、经济以及人权等领域的痛苦中恢复过来的啊!甚至在遭原子弹轰炸而被伤害多年以后,他们还不断有人因为放射能障碍而被迫苦度与疾病作斗争的日子。尽管如此,他们却从不曾忘记作为广岛幸存者(长崎的幸存者们也是如此)对社会责任所具有的自觉。为此,我受到了深深的感动。我认为,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放射能受害者所发起的废除核武器的社会活动,是日本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所显现的最为重要的行为。
通过直接接触广岛的放射能受害者们的思想和行动,我得以深入个人的内闭状态(能够坦率地描绘处于这种状态之中的自己,对我的文学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恢复了面向社会,进而面向世界开放自我的勇气。
不得不深入个人内部的倾向,以及试图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态度,经常同时存在于我的身上,并创造出了我的文学。作为一个专修法国文学的学生,我从萨特那里学会参与社会。从那时起,我就反复将个人的内部这个课题与面向社会和世界开放自我的课题重合在一起,不断重复着回到原点后再行出发的循环行为。
1968年,我写了《万延元年的Football》,也是与一篇作为社会性报告而创作的长篇评论《冲绳札记》同时进行的。在日本带有国家主义性质的现代化进程中,从社会状况直至文化的细部,冲绳人民蒙受了怎样的压制啊!那里的知识分子对这种压制曾进行了怎样的抵抗啊!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时刻,最为沉重地背负着日本现代化中的矛盾的冲绳民众,又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啊!战后,作为美军在亚洲/世界战略的军事基地,冲绳的人们更是一直在承担着怎样的重荷啊!
在这种长期存在的困难中,冲绳又是如何维持其独特的思想和文化并予以创新的呢?我对此作了调查,而且曾打算进行研究。我对冲绳展开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年七月所发表的一系列随笔作品。
我的这个经历——在冲绳从事这种时事性和文化性的调查和报告的经历,构成了创作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的思想基础。先前已经说起过了,我出生于日本列岛的四国。正因为那里远离文化中心地东京,至少直至我的孩童时代,我们那个村子还保留着独特的大众性历史和传统。我就在那种地方文化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受战后民主主义时期的解放感所鼓舞,我前往东京,学习以法国为中心的外国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尽管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小说的创作,但在我的内心底里,却总是存在着根本性的窘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