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厚礼的农村姑娘

一位农村姑娘带着厚礼走来。

郭杏儿手腕上有表，可她还没养成伸腕看表的习惯。再说她双手都拿着东西，想看也费力。她习惯xing地凭天光估量着：几点啦？她望着高耸在yan前的鼓楼，心里盘算着：这时候也不知人家在不在家？闯进去合适不合适？

冬日温柔的yang光，亲吻着郭杏儿汗津津、红penpen的脸庞。

郭杏儿一大早就抵达了北京站。光是chu站通过的那条镶着瓷砖的长长地dao，就给了她一zhong新奇而神秘的gan觉。那条地dao的尽touchu1装有日本jing1工表的灯光告示箱，上面有一行四方四正的黑字：“huan迎您到北京来！”这个告示箱据说是日本商人“免费赠予”的，其实是让人家不hua钱而zuo了大广告，并伤害了中国旅客的民族gan情，难怪许多人忍不住给有关bu门写信，给报纸写文章，qiang烈要求撤换那份广告，后来那份广告也果然被撤换了；不过，郭杏儿路过那份广告时，却并没有产生类似的义愤，她只朦胧地gan到那zhong灯光广告发散着一zhong她以前未曾ti验过的城市气氛（用她的语言说就是“城里味儿”），而这zhong气氛是她梦寐以求的。

郭杏儿落生以后直到如今，不光是tou一回进北京，而且是tou一回进城。当然，如果把到过只有一条“大十字”街的县城也算作进城的话，那么勉qiang可以算是第二回。其实村里跟她那么大的姑娘，没进过城的多矣，本没什么好惭愧的，问题在于郭杏儿的父亲郭墩子是1960年打城里返回村里去的，而且，严格来说，郭杏儿是她娘在城里就怀下的，她得算是城里的姑娘落生在了乡村。自打她懂事以后，她就不断听父亲讲起城里的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城里，是首都北京！父亲经常这样开口讲话：“这事要是到了北京呀…”“这东西要搁到北京去呀…”“这干bu要跟北京的干bu比呀…”“这个理要拿到北京去论呀…”使得郭杏儿在意识里不仅觉得北京的人和wu非同一般，就是dao理，好像也另有一个，更神圣，更伟大。

但是郭杏儿命苦。她娘生下她以后，就一直是病病歪歪，隔一年生下她弟弟枣儿以后，更是整整有一年卧病不起，虽有她爹拼命地挣工分，生产队对他们也算相当照顾，但是整个村的生产始终上不去，连没灾没病的人家都受jin，他们那日子穷窘得就更没法提了。好容易她娘缓过劲来了，她爹那茁壮的shen子，有一天却突然垮了下来——他全shen浮zhong，一直zhong到连yan睛也睁不开，终于在杏儿9岁、弟弟枣儿7岁的时候合了yan。那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们那个村里也闹腾了一番什么“夺权”、“反夺权”把生产队的干bu也挂牌子斗了一通；高音喇叭就安在杏儿她家墙外的电线杆上，整天哇啦哇啦吵个不停…后来杏儿、枣儿大了，她娘告诉他们说：“你们爹生是让那高音喇叭气死的！”娘又叹息说：“亏得你们爹脾气倔，回村以后指派也好、选举也好，让他当那队干bu他死活不干，要不，病成那样说不定也得揪chu去斗…”

有人来劝杏儿、枣儿娘改嫁，她给人家沏上茶，还留人家吃饭，可任凭人家千言万语，她只是一句话：“俺一个人能把杏儿、枣儿拉扯大。”杏儿早熟。她12岁就不再去学校上学，天天jian持下地干活。她很快成了枣儿的另一个家长，而且往往比娘还更显得qiang而有力。

杏儿争qiang好胜。当她只能拿“娃娃分”（即队里给未成年的劳力定的低值工分）时，她去找队长争辩：“俺干的一点不比大嫂大姐们少，干吗少给俺工分？”可是当她14岁上终于拿到“妇女分”（即队里给妇女壮劳力定的低于男劳力的工分）时，她又去找队长争辩：“俺干的比哪个大小爷儿们差？干吗不给俺满分？”所以“批林批孔”那阵，公社把她树成了“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典型。结果却使得队里干bu对她极度反gan，于是专派她去干那最脏最苦最累、而且往往是妇女不适于干的活。当然也不能只派她一个去，每次总要搭pei上几个其他的女劳力，这样又弄得那几个女劳力对她不满：“让杏儿一个人去‘典型’吧，俺们不要这路同工同酬！”事实证明“大锅饭”形式的“同工同酬”除了ju有理论上的某zhong瑰丽se彩而外，并不能真正调动起农村妇女的劳动积极xing。有一天杏儿也不干了，她跑去找公社书记说：“俺要求同酬，可不能完全同工！”书记大吃一惊，忙问：“怎么啦？”杏儿瞪圆了yan睛说：“没什么，就因为俺是个女的！”她这个“典型”因而崩溃。

杏儿想多挣工分，早点让家里富裕起来，确实并不是为她自己，她是为了枣儿，为了枣儿也就是为了娘。她知dao娘的心思，娘再疼她，也跟疼枣儿有区别。她早晚是要离开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