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第二次是指《钟鼓楼》的发表和获奖(另两部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呼声早就很高，获奖似属理所当然，《钟鼓楼》原不在许多人预测之中，我自己也没抱希望，但却也由评委们无记名投票选上了，因而更轰动)；第三次就是指《5·19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的发表。祖慰说这个话的时候当然没有预料到还有另一种“舌苔事件”式的轰动在等着我。从“舌苔事件”以后，文坛上除某些报告文学外似乎已从总体上失却了轰动效应。对于这种新的文学境况人们展开了讨论，至今仍在进一步探究中。我并不认为文学作品的成功标志是轰动的社会效应，我的“三次轰动”并不意味着我在文学创作中获得了多么坚实的成果。但回顾这十年的文学跋涉，有一点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在基本的取向上始终如一，我有变化，但那变化是调整，是前进，而绝不是投机式的转向或犬儒式的妥协。我的创作灵感发自我的内心，我的内心深处所涌动着的情思可分解为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深刻地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既有独特的价值、不可侵犯的尊严、坚实的良知和理性，也有连自己也说不清闹不明的丰富以至混乱乃至神秘的体验与渴求。另一个部分是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且我的生命恰恰是在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之间度过，我的个人命运与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想摘开撇清，也摘不开撇不清的。再一个部分是我切肤地意识到我是一个黄种人，一个东方人，一个中国人，因此我是一个种族，一个文化，一种固有传统的产物。不管我怎么反抗那造成了我的传统，到头来我还属于这个传统，就算我和我们这个种族这个民族这个文化传统中的所有叛逆者集合起来，采取最强烈的手段，在我们有生之年，充其量也不过是促使我们的传统发生一些变化，或在一定程度上与别的种族别的民族别的文化传统有所融合而已，完全使自己成为另一传统中的人物，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1988年3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作家和当代世界》，4月又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论文《作家与读者》，并在《文艺报》上开设了几乎每周一篇的“一叶之见”专栏，这些文章的心理背景，正如上所述。

使我感到无限欣慰的是即使在我最倒霉的时候，作为社会人的我仍然从社会得到了温暖、爱护和激励。1987年我被停职检查以后，接到了云南昆明宏达公司总经理郭友亮的邀请，应邀到那边同他会面并调养身心。我们本来并不相识，他只是读过我的一些作品，结果我们成了挚友。倘若以为我们的友谊仅仅建筑在他对我的作品的欣赏和我对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温暖那一点基础上，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各自从对方内心深处发现了可以将我们永远联结在一起的链条。1988年8月郭友亮从北京飞往日本进行访问，又从日本飞回北京。在我家里，我爱人问他对日本印象如何，买了什么东西回来。他的表情沉毅而坚定：“那里的东西太丰富了！开头我什么都想买，后来我什么都不要买——因为就算我有好多好多的外汇，能买好多好多的东西，我又怎么能够把日本所有的好东西买到中国来当我从东京成田机场登上飞机的时候，我默默地对自己说：我的使命不是把日本的好东西买回来，而是把中国——至少是昆明——建设得像日本一样的富有！”我的心因他的这番话而悸动。

我有许多文学界以外的朋友，郭友亮这样的企业家朋友并不多，更多的是市井上的无名之辈：电线厂的工人、摆摊卖衣服的个体户、专做女发的理发师、锅炉工和搬运工…我同他们交朋友绝非是为了写小说“而体验生活”、积攒素材。他们几乎没有读过我的任何作品而我也从来没有同他们谈论过文学或艺术，我们一起喝酒、打扑克、侃大？山…？当我十年之中三〖JP2〗次搬家并且房子确实越搬越大，而且“软件”也确实不断更新之后，再邀他们来玩来喝来聊时，他们有时也直截了当地问：“你干吗跟我们交往呢”老实说，我答不出来。我只是觉得我不能整个儿“文学化”尤其不能整个儿“纯文学化”毕竟我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有文学以外的需求的活人，我不能失去活气儿。我在不止一篇作品中使用了“琐屑的人生乐趣”这么个词组，我想那不是偶然的，我这人确实珍惜并善于享受种种琐屑的往往绝对非文学性的人生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