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还是没动，跟老夫人使个，意思是喊她说句话。老夫人上来，双手轻轻地放在金珍的肩膀上，说：“走吧，珍弟，总是要走的，师娘等着你来信。”金珍像是被老夫人的手碰醒似的，朦朦胧胧地立起，恍恍惚惚地迈开步，往门走去，却没有话语，脚步也是轻轻的，像梦游似的走，把家里人都得糊里糊涂的，都如梦游似的跟他走。走到门前，金珍猛然转过来，咚地一声跪在地上，对着两位老人没有犹豫地磕了一个响，带泪地喊一声：“娘——我走了，我走到天涯海角，都是你们的儿…”这是1956年6月11日凌晨五多钟，就是从这一刻起，几乎像一棵树又像一个传说一样在N大学校园里既沉静又喧嚣地度过十余年的数学天才金珍，即将踏上神秘的不归路。临行前，他向两位老人要求把自己改名叫容金珍，他以一个新的名字甚至是新的份与亲人们作别，从而使原本已带泪的离别变得更加泪满面，好像离别的双方都预先知这次离别的不同寻常。可以不夸张地说，从那之后，没有人知金珍去了哪里，他随着吉普车消失在黎明的黑暗中，有如是被一只大鸟带走，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消失了。觉是这个新生的名字（或份）是一黑的屏障，一经拥有便把他的过去和以后彻底隔开了，也把他和现实世界彻底隔开了。以后，人们只知他呆在某一个地方，这地方的通信地址是——本市３６号信箱。仿佛很近，就在边。可实际上无人知晓这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容先生访谈实录】我曾问过几个在邮局工作的学生，本市36号信箱是个什么单位、在哪里，得到的答复都是不知，好像这是地球以外的一个地址。开始我们都以为这地方就在本市，但当我们收到珍弟第一封来信时，信在路上走的时间告诉我们，这不过是个掩人耳目的东西。他去的地方可能很远，甚至可能在很远的地方的地底下。他第一封信是走后第三天写的，我们是在第12天收到的，信封上没有寄信人地址，寄信人地址一栏里是主席的一句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主席的亲笔手迹，印成红。最特别的是，信封上没有始发邮局的邮戳，只有接收局的邮戳。以后，每次来信都这样，同样的信封，同样的没有始发邮戳，邮路时间也差不多，都在八九天左右。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主席的诗句被换成当时最行的一首歌名：大海航行靠舵手，但其他都还一样。什么叫国家机密？从珍弟神秘怪诞的来信中，我多少知了一。是珍弟走的当年冬天，12月份，有天晚上，外面刮着大风，天气骤然降温，吃饭的时候，父亲突然觉得有痛，都以为是着凉引起的，所以他吃了几片阿司匹林后，便早早上楼去休息了。没几个小时，等母亲上床去休息时，发现父亲上还是乎的，但人已没了气息。父亲就这样去世了，好像睡前吃的几片药是毒药，好像父亲知没有珍弟他的课题研究注定要产，所以就净利索地结束了自己。当然，事实不是这样的，是脑溢血夺走了父亲的生命。喊不喊珍弟回来，开始我们有些犹豫，主要是想他才走不久，单位又那么神秘重要，又那么远——我当时已笃定珍弟没在本市。但母亲最后还是决定喊，母亲说：既然他姓容，喊我是娘，他就是我们的儿，父亲去世当然要喊他回来。就这样，我们给珍弟拍去电报，通知他回来参加葬礼。但来的却是一个陌生人，他代表容金珍给父亲敬献了圈。圈很大，是葬礼上所有圈中的最大一个，但我们还是觉不到安，甚至还有些忧伤。说真的，以我们对珍弟的了解，只要他能回来是一定会回来的，他是个非常认死理的人，认定的事他会采取任何方法去，不会前怕狼后怕虎的。他不回来，我们当然想法很多，不知为什么，也许是来人说的有些话太隐晦，什么以后家里有啥事金珍回来的可能都很小；什么他们都是容金珍亲密无间的兄弟，他们来就代表容金珍来；什么这个他无法回答我们，那个他不能说的，等等。这些话我听着想着，有时候我会突然怀疑珍弟已经事了，死了。尤其是看他以后的来信越来越少又短，而且一年年都是这样，老是见信见不到人，我真的越来越怀疑珍弟已不在人世。在一个事关国家安危的神秘又秘密的机构里，生命也许是最容易伟大的，但也是最容易光荣的，而给死者亲属制造人死犹在的假象，可以说就是我们现光荣常用的一方式，是光荣的一分。总之，随着珍弟一年年的不回来，看不到他人，听不到他声，光凭几封信，我对他能不能安然回来已经越来越没信心了。然后是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跟着是埋在我个人命运里几十年的一枚炸弹也爆发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我，说我一直在苦恋那个人（容先生前男友），因此各大胆离奇的设想、妖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