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大衣，走向长春监牢的办公室，准备向国民党警察局长与他的助手交代监牢的事。监牢原是张作霖时代建的，日本人全部拆了重建，钢筋水泥的建筑，经得起轰炸或重炮轰击。

警察局长在这个优质的监牢，四下看都瞧了一眼，心里想这个地方当监狱未免大材小用，应当做军事据点。

他和助手一前一后回到办公室，阳光铺了一房间。俄国军官已走到门口，被助手引了进来，两人客套地握手。警察局长坐回自己的位置，喝了一口茶，草草翻看已经剩下不多的案卷，大部份是刑事犯抢劫犯之类。他看到少年的案卷，封皮颜色都不同，是纯黑的。

“这个是俄奸，你们怎么不带走？要判刑，得你们判。”

俄国军官哈哈大笑。他说中国话不流利，不过一清二楚：“这个人，只有中国名字，算什么俄奸？他是个汉奸，由你们处理。”大概是房内气温高，就脱了呢大衣，里面的制服，使他看上去很精神。他的呢大衣顺手搭在椅背上。

“这里不是写着是俄奸？”中国军官说。“案卷全是俄文。”

但是俄国军官已经在看窗外，他的吉普车已经向这幢办公楼驶来。他转身握手，走出门又回来，原来他忘了他的呢大衣。披上大衣，他就快步穿过过道，推门，那吉普车正好停在门外，他跳上去，车就开走了。

中国军官朝窗外望望那辆吉普车，厌恶地把案卷丢开。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站在窗前沉思。

“怎么办？”他的助手走进来，规矩地站在他背后问。

“监牢再好，现在不是养犯人的时候。这个地方应当做兵营――你先把案卷清理成两批。能放的都放，本来判了死刑的，尽快执行，俄国佬不想沾手，算是让我们立威，我们代为执行，延续法纪。”

“政治犯呢？”

“他们的政治犯，不就是我们的同志？哪怕汉奸，留下的都是小角色了。你问明情况，留下问题特殊的，其他就全放掉算了。”但是他突然想起来：“只有那个俄奸不能放。谁弄得清那是怎么一回事？万一俄国人改了主意，回过头来跟我们要犯人，我们交不出人，不成了影响邦交的事。”

他放下茶杯，准备离开，又回过头来，到桌前翻开案卷，看看照片，一个俊气的少年，卷曲的黑头发，看不出是哪国人。他对助手说：“谁知道他是俄国人还是中国人？这年头，小心为是，看紧点没有错。单人监禁，不准探监！”

他摇摇头，戴上皮手套，走了出去。

要到一年又三个月之后，少年才走出监牢。他样子不像一个蓬首垢面的犯人，他是“国际罪犯”多少得到宽待，几乎可以说养尊处优，他现在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瘦成一条的少年。一年三个月之后的他，长得健壮得多，很有些男子气概了。但是最近监牢伙食越来越差，肚子都吃不饱，释放他或许不是事出偶然。

也许因为他“地位特殊”出狱时，管监狱的班长，找了一套旧军装给他。他觉得军服不方便，但是班长告诉他，这不是国军的军服，国军服装给他是犯法的。这是仓库里剩下的不知什么倒霉鬼的军服，没有徽号，已经弄不清属于哪个来占领过此地的军队。少年知道他没有什么可挑选的，原主人也许被枪决了，但是已经轮不到他来忌讳这种事：能留下小命就不错了。

他忧心忡忡地走在街上，一个人望着长春的天空，他在牢里天天在墙上用笔划着数，盼着早点出狱。这个夏末，城市的街上已经没有什么居民。他快步走到玉子住的满映宿舍，那里住着国民党的军队，原住户统统都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