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四周的残雪上多了许多口痰的印迹,好像那一天特别多的人感到嗓子眼发堵一样。但是,我们这些同龄人却十分羡慕他。他才比我大两岁,才15岁就参军了。这意味着这个年轻人在这个新的时代有了最光明的前途,以后,他再也不用回到这个村子里来了,即便他不再当兵,也会穿着旧军装,腰里掖一把红绸裹着的手枪,去别的寨子当工作组。甚至当上最威风的工作组长。
很多老人都说我不是一个好孩子,因为我不跟人说话,特别是对长辈没有应有的礼貌。工作队的人也这么说我,他们希望寨子里写汉字最好的学生能跟他们更加亲近一些,但我不能。父亲悲戚地说:“叫人一声叔叔就这么困难吗?”但我一站到他们面前,便感到嗓子发紧发干,没有一点办法。小学校一年一度选拔少先队员的工作又开始了。我把作业做得比平常更干净漂亮,我天天留下来和值日生扫地,我甚至从家里偷了一毛钱,交给了老师。但是老师好像一切都没有看见。我们都十三四岁了,小学也快毕业了,但我还是没有戴上红领巾。而每年一度的这个日子到来的时候,我的心里仍然充满了渴望。一天,老师终于注意到了我的渴望,他说:“你能把作文写得最好,你就不能跟人好好说几句话吗?”他还教了我一大堆话,然后领着我去见工作组的人。路上,我几次想开溜,但是那种进步的渴望还是压倒了内心的怯懦。终于走进了工作组居住的那座石头寨子。工作组长正在看手下人下棋,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他还不时耸动一下肩膀,以防披在身上的外衣滑落。他的手下人每走一手棋,他便从鼻子里哼一声:“臭!”
老师不断用眼睛示意我,叫我开口,但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因为工作组长几次斜斜眼睛看我和老师时,我都觉得他的眼光并没有落在我身上,而是穿过我的身体,落在了背后的什么东西上。人家用这样的眼光看你,只能说明你是一道并不存在的鬼影。
我感到舌头开始发麻,手上和脚上那二十个指头也开始一起发麻。我知道,必须在这之前开口,否则我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否则红领巾便永远只能在别人的胸前飘扬了。终于,我粘到一起的嘴唇被气息冲开,嘴里发出了一点含糊的声音,连我自己都没有听清。
工作组长一下便转过身子来了,他说:“哟,石菩萨也要开金口了!”
我的嘴里又发出了一点含糊的声音,老天爷如果怜悯我的话,就不应该让我的舌头继续发麻。可老天爷把我给忘记了。不然的话,舌头上的麻木感便不会扩展到整个嘴巴。
工作组长的目光越过了我,看着老师说:“你看这个孩子,求人的时候都不会笑一下。”
老师叫我来,是表达进步的愿望,而不是求他。虽然我心里知道这就是求他,不然我的舌头也不会发麻。但他这么一说,我就更加委屈了。眼睛里有滚烫的泪水涌上来,但我不愿意在他面前流出泪水,便仰起脸来把头别向了另一边。这是我最后一点自尊了。
但别人还是要将她彻底粉碎,工作组长坐在椅子上,说:“刚才你说的什么我没有听清,现在你说吧,看来,你说话我得仔细听着才行。”我的身后,传来了曾经的朋友,现在已经穿上军装的贤巴嘻嘻的笑声。而我的泪水马上就要溢出眼眶了。于是,我转身冲下了楼,老师也相跟着下来了。冬天清冽的风迎面吹来,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老师叹了口气,把无可救药的我扔在雪地里,穿过广场,回小学校去了。
我突然拔腿往山上跑去。我再也不要生活在这个寨子里了。曾经的好朋友贤巴找到了逃离的办法,而我还没有找到。所以,便只能向包裹着这个寨子的大山跑去。穿过残雪斑驳的树林,我一路向山上狂奔。我还看见父亲远远地跟在身后。等他追上我时,我的脸上泪水已经流干了。我坐在雪地上,告诉父亲我不要再上学了。我要像花脸贡波斯甲一样一个人住在山上。我要把挣到的每一分钱都给家里。
父亲什么也没说,但我看到他的脸在为了儿子而痛苦地抽搐。
沉默许久后,他说:“我们去看看贡波斯甲吧。”
是的,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花脸。最后一次看见的时候,我们已经看不清他的脸了。木门吱呀一声推开时,屋顶上有些积雪掉了下来。雪光反射到屋子里,照亮了他那副永远擦得亮光闪闪的马鞍。木头的鞍桥,鞍桥上的革垫,铜的马镫,铁的嚼口,都油光锃亮,一尘不染。花脸背冲着门,我叫了他一声,他没有搭理我。我走进屋子,再喊一声,他还是不答应。然后,我感到一股阴冷的气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就像寒气从一大块冰上散发出来一样。
死。
我一下就想到了这个字眼。
父亲肯定也感到了这个字眼,他一下把我挡到身后。花脸侧身靠在那幅鞍具上,身边歪倒着两只酒瓶。他的脸深深地俯向了在火塘里。火塘里的火早就熄了,灰烬里是细细而又刻骨的冰凉。父亲把他的身子扶正,刚一松手,他又扑向了火塘。父亲叹口气,低声说了句什么,然后跪下来,再次将他扶起来。让他背靠着他心爱的马鞍,可以驮他去到遥远温泉的马鞍上。这下,我真的看到了死亡。这是我第一次如此逼近死亡的真实表相。贡波斯甲的脸整个被火烧成了一团焦炭。这时,NHK电视新闻里正在播放新闻,说是在日本这个伽蓝众多的国度,有一座寺遭了祝融之灾。画面上是一尊木头佛像被烧得面目模糊的面部。那也正是花脸贡波斯甲被烧焦的面部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