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当前各文学思文派日新月异风起云涌的背景下，是否还能用类似《人生》式的已被宣布为过时的创作手法完成这样作品呢？而想想看，这作品将费时多年，那时说不定我国文学形式已“火箭时代”你却还用一辆本世纪以前的旧车运行，那大概是十分稽的。

但理知却清醒地提警告：不能轻易地被一文学风席卷而去。实际上，我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我十分留心阅读和思考现实主义以外的各派。其间许多大师的作品我十分崇敬。我的神常如火如荼地沉浸于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开始直至欧及伟大的拉丁洲当代文学之中，他们都极其刻地影响了我。当然，我承认，下，也许列夫·托尔斯泰、尔扎克、斯汤达、曹雪芹等现实主义大师对我的影响要更一些。我要表明的是，我当时并非不可以用不同于《人生》式的现实主义手法结构这作品，而是我对这些问题和许多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就我个人的觉，当时我国现的为数并不是很多的新作品，大都于直接借鉴甚至刻意模仿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平，显然谈不到成熟，更谈不到标新立异。当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这些作品的现本意义十分重大，这是毋容置疑的。我不同意那些情用事的人对这类作品的不负责任的攻击。从中国和世界文学史的角度观察，文学形式的变革和人类生活自的变革一样，是经常的，不可避免的。即使某些实验的失败，也无可非议。

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系。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

在我看来，任何一新文学派和样式的产生，本不可能脱离特定的人文历史和社会环境。为什么一路新文学现象只在某一历史阶段的某个民族或语发生，此如当代文学中的“幻现实主义”为什么产生于拉而不是欧亚就能说明问题。一新文学现象的发生绝非想当然的产。真正的文学新现象就是一创造。当然可以在借鉴的基础上创造，但不是照猫画虎式的临幕和改换面的般，否则，就很可能是“南橘北移”因此，对我国刚刚兴起的新文沉思，理论批评首行有责任分清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模仿甚至是变相照抄，然后才可能估价其真正的成绩。当我们以为是一颗原弹问世的时候，其实许多年前早就存在于世了；甚至几百年前中国的古人已经得比我们还好；那么为此而发的惊叹就太虚张声势了。

问题在于文艺理论界批评界过分夸大了当时中国此类作品的实际成绩，而走向极端，开始贬低甚至排斥其它文学表现样式。从宏观的思想角度检讨这病态现象，得的结论只能是和不久前“四人帮”的文艺特殊同归，必然会造成一新的萧瑟。从读者已渐渐开始淡漠甚至远离这些理论和玄奥作品的态度，就应该引起我们郑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