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到了！”一片呼声。

太哂得痛，大家背对背坐着，都盹着了。卡车颠得厉害，尻骨磨得实在痛，就又醒了过来。就这样昏昏沉沉的醒了又睡，睡了又醒。刘荃最后一次醒来，空气里忽然闻到一阵极的土腥气。但是并不是土腥气，而是一沙土的清香。原来下起雨来了。这卡车上面一掩蔽也没有，然而这一下雨，大家反而振作起神，又声唱起歌来，车也开得更快了，因为地下的浮士化为泥浆，像稀粥似的又黏文，车就快转不动了。

天已经黑了下来，风景也渐渐变了。不知什么时候，汽车已经驰了土沟，界陡然一宽，黄昏的天绿的，上上下下都像是浸在一个绿玻璃缸里，暗而又明晰。

忽然一阵锣鼓声，土圩里拥一簇灯火，也有红星灯，也有普通的白壳灯笼，还有火把，火光在雨中窜不定。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台小孩和少年男女在那里扭秧歌，一路扭了来，红绿绸的飘带都淋了，里啦里啦的。又看见一些民兵，上扎着白巾。许多人摇动着红线纸旗，喊着号。这雨下得人心慌意，也听不清他们喊些什么，但是大家当然也知，这是村上的人冒雨来迎他们。大家心里不由得一阵温，也都极力的挥着手，大声呼着。就在这时候，卡车已经在人丛中开了过去，嗤啦嗤啦溅着泥浆，灯笼火把都东倒西歪挤在一边，让路来。

“行，行！”刘荃先客气了一声，然后也就接过伞去，说：“我来我来。”他代撑着伞，却拿得离他自己远远的。也并不一定是有意这样，他对于她总有一特殊的觉，总仿佛她和一切别的女都不同些。这伞本来不大，完全罩在她上，在他这一方面，反而比没打伞的时候淋得更厉害，那雨沿著油纸伞

，到树丛中，得它刷刷响着，弹得起来。

“快到了，上就到了，”大家互相安着。车如果突然抛锚，在这前不沾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那就只有摸黑走到韩家坨，连一盏灯笼都没有带。

这时候扭秧歌的人也跟上来了，大锣小锣一声当当敲着。那雨却下得更了。有两个模样的人跑上来招呼着，让工作队的人到小学校去。刘荃只顾照应着大家，一个人落在后面。那黄绢下车去的时候，把伞收了起来，下-车再撑开来，但是风太大，挣扎了半天，才撑开了。她打着伞赶上去，看见刘荃弯著腰往上跑，抬起了一只胳膊来挡看睑，她就叫了一声“刘同志！”把伞往他那边一送。

车里静寂下来了，只听见车声隆隆。大家唱得咙都了，没有再唱下去。折了树打拍的那个女孩叫俞琳，是刘荃的同学，她远远的把那鞭似的树枝伸过来，在他肩上打了两下。

“问我有什么用，你问司机。”他微笑着，心里却很不愿意。大家同学，本来也无所谓，她这神气倒像他们是极熟的熟人似的，很容易使别人发生误会的。他告诉自己说，现在他们都是了，下级最忌闹男女关系。而且现在他们是发去一件最严肃的工作，这作风要给“领导上”一个不好的印象。

在这一个集团里，代表“领导上”的是张励同志。张励是个党员，是文化局派下来的，作为他们这工作队的负责人。他大概有三十岁年纪，个，很富泰的一张长脸，胡渣很重，两个青绿的腮帮，厚厚的淡紫红的嘴。在一群青年里面，更加显他的沉着，他坐在一边，只是微笑着。刘荃认识的人最多，替他一一介绍。刘荃在北大的时候，是学生会里的一个活动份，和其他几个大学里的学生组织经常的有接。他才虽然不见得好，人很诚实可靠，又是青年团的团员。张励显然是很倚重他，将他当作这一群人的领袖看待。

卡车并没有开村，仍旧往前走了一截路，然后才嘎然停住了。大家这就背了背包，从车板上跨过去，扑突扑突下车去。隔着一大片亮汪汪的泥潭，那边有一座庙在土坡上，庙前挂着两盏白壳灯笼，发那昏黄的光，照著两块直匾，匾上有“三区韩家坨小学校”字样。

他没有上回答，她那树枝又打上来。“嗳，刘荃！走了一半路了吧？”她偏着，笑嘻嘻的望了过来。他觉得黄绢也在望着他。

大路旁边一片粱地，粱秸长得比人还，正是青纱帐的季节。过了粱地，路边渐渐就有些菜园，夹杂着一块块的坟地，偶尔也有一两间茅屋。然后就看见一丈来的一黑土墙，绵延不绝。土墙上挖着大大小小几个门，在一瞥之间，也可以看见里面的许多灯火人家。这一带的村庄，都筑上这样一个土圩于围在外面，防御土匪。

“嗳，刘荃，刘荃，还有多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