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他佩服。因为在一九九一年，中国南方发灾，我从电视上见过赈灾义演。我总觉得把那么多鱼龙混杂的演艺人集合在一起，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想到当年的赈灾义演，竟是他主持的。接着老人家开始叙述当时的义演盛况及他的临时抱佛脚的解决办法。边说边发朗开心的笑声。等他说完，笑完，我问：“当时旱象如何？”

是这样。大旱。大饥。饿死人。盗贼蜂起。

他：“旱当然旱，不旱能义演？”

“那时方圆几个县，我是最年轻的书记，仅仅十八岁！”

范克俭舅舅：“三十一年俺家烧了一座小楼！”

我：“抢明火也不对。后来呢？”

我吃惊：“三十一年为什么坏？”

克俭舅舅。一九四二年，范克俭舅舅家在我们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大人家。我姥爷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长工。东家与长工，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几个月时，便认我姥娘为娘。俺姥娘说，一到吃饭时候，范克俭他娘就把范克俭给我姥娘，俺姥娘就把他放到腰里。一九四九年以后，主长工的份为之一变。俺姥娘家成了贫农，范克俭舅舅的爹在镇反中让枪毙了；范克俭舅舅成了地主分，一直被制到一九七八年。他的妻、我的金银舅母曾向我抱怨，说她嫁到范家一天福没享，就跟着受了几十年罪，图个啥呢？因为她与范克俭舅舅结婚于一九四八年底。但在几十年中，我家与范家仍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见了俺姥娘就“娘、娘”地喊。我亲见俺姥娘拿一块月饼，像过去的东家对她一样，大度地将月饼赏给叫“娘”的范克俭舅舅。范克俭舅舅脸上激的笑容。我与范克俭舅舅，坐在他家院中一棵枯死的大槐树下（这棵槐树，怕是一九四二年就存在吧？），共同回忆一九四二年。一开始范克俭舅舅不知一九四二年为何“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这时我想起他是前朝贵族，不该提一九四九年以后实行的公元制，便说是民国三十一年。谁知不提民国三十一年还好些，一提民国三十一年范克俭舅舅暴如雷：“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三十一年坏得很。”

范克俭舅舅：“三十一年不是大旱吗？”

范克俭舅舅：“饿死许多人！”

我：“是起了蚂蚱！”

范克俭舅舅：“大旱后起蚂蚱！”

我不明白：“为什么三十一年烧小楼？”

他开始摇，左右频繁而有节奏地摇摆。摆了半天说：“总有个几万人吧。”

我为穷人辩护：“他们也是饿得没办法！”

范克俭舅舅：“饿得没办法，也不能抢明火呀！”

与范克俭舅舅分手，我又与县政协委员、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县书记坐在一起。这是一个大的、衰败的、患有不住摆症的老。虽然是县政协委员，但衣服破旧，上衣前襟上到是饭和一片一片的油渍。虽是四合院，但房破旧，瓦檐上长满了枯黄的杂草。还没问一九四二年，他对他目前的境况发了一通牢。不过我并不觉得这牢多么有理，因为他的鼎盛时期，是一九四九年之前当县书记的时候。不过那时的县书记，不能等同于现在的县委书记，现在的县委书记是全县上百万人的父母官，那时的县书记只是县长的一个笔录，何况那时全县仅二十多万人。不过当我问起一九四二年，他上不发牢了，立即回到了年轻力壮的鼎盛时期，里发光彩，竟然也不摇了。说：

我。说：“韩老，据说一九四二年大旱很厉害？”

看来他也记不清了。几万人对于当时的

我绕过义演，问：“听说饿死不少人，咱县有多少人？”

范克俭舅舅将手中的“阿诗玛”烟扔了一丈多远：“饿死许多人，剩下没饿死的穷小就滋了事。挑的是毋得安，拿着几把大铡刀、红缨枪，占了俺家一座小楼，杀猪宰羊，说要起兵，一时来俺家吃白饭的有上千人！”

我答：“是呀，是大旱！”

他持不摇说：“是的，当时有一场常香玉的赈灾义演，就是我主持的。”

范克俭舅舅诡秘地一笑：“后来，后来小楼起了大火，麻秆浸着油。毋得安一帮都活活烧死了，其他就作鸟兽散！”

“唔。”

我：“是饿死许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