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不明就爬起来扫地，而且尽量不扫声响，以免惊醒正在酣睡的教师。我一天不是三次而是不计次数地给主任和校长打，接着给所有教师都送到房间。我打扫了院，又自动去打扫厕所，教员厕所和学生厕所。我拣来好多烂砖，把小灶房和走之间的泥路铺接起来，使教师们下雨天来打饭时不踩泥。我烧完开，就拣尚未烧烬的煤渣儿，节约开支。我帮炊事员杨师傅洗菜，涮锅。总之，从天不明爬起来到打过熄灯就寝的铃声，我不使自己有一刻钟的闲歇时间。我想向全校一切人，校长，教导主任，男女教员，学生以及炊事员，用我的不懈的努力，证明我改造的诚心。我的老同学刘校长给我谈过，要认真改造，争取重新人，我要用诚恳的行为，赎回我的原罪。我渴望重新为一个人的心情越烈，我表现来的改造的心意就越诚恳。我甚至觉得这个六七百名师生的学校里的杂务太少了，不够我表现。

我彻底垮台了。我回到自己的小房里，一就栽倒了。我又犯了一个错误，把自己的罪行看得太轻松了，尤其是把时间的概念完全错了。想重新人，远得看不到哩！我浑没有一丝儿劲了。人的绝望，就产生于这迷茫之中。我决自杀！打过熄灯铃儿，我了门，第一件事就是给田芳写信。我开笔帽儿，在红格白纸上写下一个“芳”字的时候，泪就糊住了睛。我听见敲

过了一年，没有人找我谈一谈我改造得怎样了？我有急，又不敢来。这天，刘建国把我叫到他的房，对我说：

当我回到学校，打开被，发现有一张小纸条：

我的心扑扑直，人的之日到来了吗？我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向他一个激涕零的笑，却说不话来。

我的心又慌了，行动和内心难不一致吗？我忙说：“什么时候表决心呢？”

我知，这个时候，社会上已掀起一个“向党红心”的运动，学校里早已刷上大红标语了。教师们每天下午开会，向党心，我没有资格参加会议，只是埋杂务。刘建国校长让我向党心，我终于有了一个向全教师剖白自己的机会。我一夜没有睡好觉，把那个发言稿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一定要把自己的错误思想刻地自我批判，争取早日拿起象征着人的标志的教案本来。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县一中的“鸣放”会期间，那是我们毕业以后的又一次难得相聚的机会。后来，当我被宣布为“中右”时，她的惊恐并不在我之下。那天晚上，我被监护着，无法与她相会。我想立即向她诉叙这一切变化的由来，心情十分迫切，却不能单独自由来去了。直到“鸣放”会结束那天，她来到我们小组住宿的地方，帮助我捆被、却不说话，我看见一滴一滴的泪滴在捆扎被的白线绳上。捆完之后，我没有勇气看她一，低着，懊丧地等待她开。她没有告别，就走了，当我抬起来，只看见她闪门时的一个背影。

“你这一年的表现不错，同志们反映好。”

“你的行动表现了你的决心。”刘建国说“可你心里怎么想的呢？你应该向党表示一下。”

我真希望她打我，不是用手，而是用绳或者木，狠狠地打我，我在这亲人的打中才能得到一负罪的解脱。

我永远等你！

我真想打你…你太叫人想不到了！

第二天下午，当我把自己狠狠地批了一通，狠得我痛哭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确轻松了一下。接着是大家的评议，第一个人的发言之后，我就没有泪可了，随之而起的争先恐后的发言，一个比一个激烈。没有一个人提及我了许多不属于我的事。没有一个人说我表现过哪怕是一分的改造的诚意，而是对我说过的那句反党言论——好大喜功的话，重新行批判，甚至比“鸣放”会上订我“中右”时的气氛还要严厉，火力还要猛烈。有人在分析我的反动言论的源时，说我本就是一个不纯洁分，生活作风有问题…

就摸那个绣扎着那句动人心魄的古词的白布，泪就涌来，滴在那两颗重迭着偎依着的心的图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