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我读中外学术史和文学史，我有一个还没有听说别人有过的习惯：我先不这些灿如星的学者和诗人们的学术造诣，什么人民，什么艺术，这，那，我都置之不理，我先看他们的生卒年月。结果我有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他们绝大多数活的年龄都不大，一般都是４0、５0、６0岁。那少数著名的夭折的诗人，比如中国的李长吉，英国的雪莱和济慈等暂且不谈。活过古稀之年的真的不多。我年轻时知德国伟大诗人歌德活了８３岁，印度伟大的诗人泰戈尔活了８0岁，英国的萧伯纳、俄罗斯的托尔斯泰都活到超过了８0岁，当时大为赞叹和羡慕。我连追赶他们，步他们后尘的念，一也没有，几乎认为那无疑是“天方夜谭”然而，正如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样，曾几何时，蓦回，那一条极长极长的用我的双脚踩成的路，竟把我拖到了前。我大吃一惊：我今天的年龄早已超过了他们。我从灵魂到一阵震颤。

我现在的心情是一方面觉得自己还年轻，在北大教授的年龄排名榜上，我离开状元、榜，还有一大截，我至多排在１５名以后。而且，我还说过到八宝山去的路上，我绝不“加”然而，在另一方面，我真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太累了。几十年的老友不时有人会突然离开了人间，这“后死者”的滋味是极难忍受的。而且意内和意外的工作，以及不虞的荣誉，纷至沓来。有时候一天接待六七起来访者和采访者。我好像成了医院里的主治大夫，吃饭的那一间大房成了候诊室，来访的求诊者呼名鱼贯诊。我还成了照相的“审问”采访的对象，排班同我照相。我最怕摄影者那一声喝：“笑一笑！”同老友照相，我由衷地笑。但对某一些素昧平生的人，我笑得起来吗？这让我想到电视剧《瞧这一家》中那个假笑或苦笑镜，心中觳觫不安。

每天还有成捆成包的信件报刊。来信的人几乎遍布全国，男女老少都有。信的内容五八门，匪夷所思，我简直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圣人、神人。我的一位老友在他的文中说：“季羡林有信必复。”这真让我吃了苦，我不想让老友“言”自己又写不了那么多信，只有乞灵于我的一位多年的助手，还有我的学生，请他们代复，这样才勉过关。我曾向我的助手说，从今以后再不接受采访，再不答应当什么“主编”、“顾问”再不写字了。然而话声还没有落地，又来了。来了，再三斟酌，哪一个也拒绝不了，只好自其言，委曲求全。

我现在有时候真想到死。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绝不会自杀，不必对我严加戒备。人人都是怕死的，我对于死却并不怎样害怕。在１９６７年，我被“老佛爷

非洲的以及欧洲的许多国家，我行动的轨迹当然又变成了路。这一条路一寸也没有断过，它有时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有时又顺顺利利，痛痛快快，在现在的一瞬间，它就终止在我的脚下。但是，我知，只要我一抬，这一条路立即就会开始延伸，一直延伸到那一个长满了野百合的地方。什么时候延伸到那里，我不知，但是看来还不会就到的。

这就是我产生矛盾心情的源。我非常忆念十年浩劫中“不可接者”的生活，那时候除了有时被批斗一下以外，实在很逍遥自在。走在路上，同谁也不打招呼，谁也不同我打招呼，谁也不会怪我，我也不怪任何人。我现在常常想到庄的话：“大块劳我以生，息我以死。”这是真正的见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