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了９年大学，在德国学习时，我自己认为收获最大的就是以上两。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卑之无甚论。我不去争辩。我现在年届耄耋，如果年轻的学人不弃老朽，问我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我就讲这两。

反观我们中国的学术界，情况则颇有不同。在这里有几情况。中国学者博闻记，世所艳称。背诵的本领更令人吃惊。过去有人能背诵四书五经，据说还能倒背。写文章时，用不着去查书，顺手写，即成文章。但是记忆力会时不时问题的。中国近代一些大学者的著作，若加以细致对，也往往有引书错的情况。这是上乘的错。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图省事，抄别人的文章时，也不去对，于是写的文章经不起对。这是责任心不，学术良心不够的表现。还有更坏的就是胡抄一气。只要书籍文章能够印，哪它什么读者！名利到手，一切不顾。我国的书评工作又远远跟不上。即使发现了问题，也往往“为贤者讳”怕得罪人，一声不吭。在我们当前的学术界，这情况能说是稀少吗？我希望我们的学术界能痛改这极端恶劣的作风。

１９９１年５月５月写于北京大学

第二件事情是，论文完成以后，试接着通过，学位拿到了手。论文需要从到尾认真对，不但要对从卡片上抄论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和杂志。要知，在三年以内，我从大学图书馆，甚至从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过大量的书籍和报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当时就到十分烦腻。现在再在短期内，把这样多的书籍重新借上一遍，心里要多腻味就多腻味。然而老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只有着，耐住，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的大量重新对一遍，不让它发生任何一错误。

我个人心里琢磨：怎样才能向教授一手儿呢？我觉得，那几千张卡片，虽然抄写时好像蜂采，极为辛苦；然而却是的，没有什么文采，或者无法表现文采。于是我想在论文一开始就写上一篇“导言”这既能炫学，又能表现文采，真是一举两得的绝妙主意。我照此办理。费了很长的时间，写成一篇相当长的“导言”我自我觉良好，心里滋滋的，认为教授一定会大为欣赏，说不定还会夸上几句哩。我先把“导言”送给教授看，回家着妙的梦。我等呀，等呀，终于等到教授要见我，我怀着走上领奖台的心情，见到了教授。然而却使我大吃一惊。教授在我的“导言”前画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画上了一个后括号，笑着对我说：“这篇导言统统不要！你这里面全是华而不实的空话，一新东西也没有！别人要攻击你，到都是暴，一防御也没有！”对我来说，这真如晴天霹雳，打得我一时说不上话来。但是，经过自己的反思，我地觉到，教授这一打得好，我毕生受用不尽。

。我拿到了一个有关佛教混合梵语的题目，用了三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写成卡片，又到搜寻有关图书，翻阅书籍和杂志，大约看了总有一百多书刊。然后整理资料，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写提纲，最后写成文章。

后来我发现，德国学者写好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在读校样的时候，都是用这办法来一一仔细对。一个研究室里的人，往往都参加看校样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样，也可以协议分工。他们是以集的力量，来保证不错误。这个法看起来极笨，然而除此以外，还能有“聪明的”办法吗？德国书中的错误之少，是举世闻名的。有的极为复杂的书竟能一个错误都没有，连标符号都包括在里面。读过校样的人都知，能到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国人为什么能到呢？他们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们比别人一的诀窍就在于他们的“笨”我想改几句中国古书上的话：德国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