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如果我没有成为“不可接者”则必终日送往迎来，忙于行政工作，《罗衍那》是绝对翻译不来的。有人说：坏事能变成好事，信然矣。人事纷纭，因果错综，我真不禁慨系之了。

第三，但是，我在这里却遇到了矛盾。理说“自述”写到哪一年“总结”也应该到哪一年。可是，事实上却难以到“自述”可以戛然而止，而“总结”则难以办到。许多工作是有连续的。“总结”必须总结一个全过程，不能说停就停。因此，同这《自述》不能同步行“总结”一直写到前。将来“自述”写到１９９７年时“总结”不必改动，还会是适合的、有用的。

“总结”暂时写到这里。有几需要说明一下：

第二，《自述》本来打算而且也应该写到１９９７年的。但是，正如我在上面说到过的那样，我是越老工作得越多，文章写得也多，绪纷繁，一时难以搜集齐全“自述”写起来也难，而且稿有期，完成无日。考虑了好久，终于下定决心，１９９４年以后的“学术自述”以后再写，现在暂时告一段落。

第一，这本书是以回忆我这一生六七十年来的学术研究的内容为主轴线来写作的，它不是一般的《自述》，连不属于狭义的学术研究范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都不包括在里面。目的无他，不过求其重突，线索分明而已。但是，考虑到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与学术研究工作毕竟是密相联的，所以在“总结”的最后又加上了一节。

第四“总结”的目的是总结经验和教训的。我这一生活得太长，活得太多，于是经验和教训就内容复杂，绪纷纭。我虽然绞尽了脑，方方面面，都努力去想。但是，我却一把握也没有，漏掉的东西肯定还会有的。在今后继续写“学术自述”的过程中，只要我想到还有什么遗漏，我在“自述”暂告——只能暂告，我什么时候给生命画句号，只有天知——结束时，我还会补上的。

文也只有一个编译本。我碰到困难，无法解决，只有参考也并不太认真的印地文译本。当时极左之风尚未全息，读书重视业务，被认为是“修正主义”何况我这样一个半犯人的人，焉敢公然在门房中摊开梵文原本翻译起来，旁若无人。这简直是在太岁上动土，至少也得挨批斗五次。我哪里有这个勇气！我于是晚上回家，把梵文译为汉文散文，写成小纸条，装在袋里。白天枯坐门房中，脑袋里不停地思考，把散文改为有韵的诗。我被一步解放后，又费了一两年的时间，终于把全书的译文整理完。后来时来运转，受到了改革开放之惠，人民文学版社全文版，这是我事前绝对没有妄想过的。

１９９７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