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辩经聚会一共有十六个学担任记录员番上阵，将胡瑷和王景范的辩论词全誊抄到纸上，作为《白沙书院学刊》的特刊编印发行。也许是前一段时间《大学章句新解》和《中庸章句新解》两书在京师开封引起了一阵轰动，而随着这一期胡瑷与王景范的公开辩经，使得这一期的《白沙书院学刊》刚一上市便被所有人给抢购一空，连续发行达一万三千余册，而《中庸章句新解》和《大学章句新解》更是成为赴考学的必读之书。

先前也有人称呼王景范“经学大家”，不过那只是白沙书院内年轻学们之

暂且不论这长达两个时辰的辨义极为jing彩，就是鹤发童颜的胡瑷与挥洒自如的王景范两人一老一少两代学者相对成趣也足以让所有人都到一丝异样，更不要说前来观战的学们对王景范能够一对一的不落下风甚至大有盖过胡瑷一筹的表现而到惊叹。

欧修与胡瑷的推崇为王景范赢得了空前的声望，虽然这个年仅十八的年轻人并没有一首词传于京师开封，也没有向任何一个著名学者或是朝廷权贵投书一篇文章，但是仅凭着《大学章句新解》和《中庸章句新解》就赢得了一个“经学大家”的称。

估计包拯对胡瑷也说明了白沙书院的情况，现在书院本不成书院的模样，只有近百稚童和十几名在开封府发解试落选的士才是书院真正的学生和先生，余者不过是寄宿在白沙书院的各地赴考学。延请胡瑷到白沙书院讲学不过是调剂一下赴考学们的心情，让他们在考前尽可能的多学一些东西，这临阵磨枪试的教学能起多大作用完全是因人而异难说的很。

不如何胡瑷来到白沙书院王景范是极为迎的，而令他很惊讶的是他所注解的《中庸》和《大学》得到了胡瑷的推崇，除了普通的授课之外，更是在分台上两人行了一次一对一的辩经会。这自然成为胡瑷在白沙书院讲学内容的一个重戏，甚至太学、国监还有听闻消息的赴京考生都聚集到白沙书院。幸好当初王景范早在规划白沙书院的时候就预先定下了一座三层的大堂，三层大堂都容纳不下前来观的学，都挤到外面的空地上。

胡瑷可没有想到后世《大学》、《中庸》在儒家典籍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更没有想到王景范的父亲在这上面下的功夫——王景范的父亲对这两经典的理解与朱熹还有所不同，他更偏向于后世明后学的泰州学派对两经典的理解。是以王景范在著书的时候就将《中庸》列到《大学》之前，更以《孟》引援以解两书，这在两书刊印发行的时候他只是略微一提而已，而在与胡瑷辩论之时则将自己的想法更加。

胡瑷与王景范就在这分台上就《大学》、《中庸》两书从作者到经义一项项的展开辩论，胡瑷的学识虽但显然王景范在这两书上面下的功夫极，准确的说是他的父亲生前对这两书的理解最有心得。王景范所能够超他父亲的地方便是在对儒家典籍上的学识更广泛，毕竟对于父亲这样的后世之人，若说《论语》还好些，至少王景范知父亲很可能连《孟》、《尚书》、《尔雅》、《孝经》、《诗经》这些重要的儒家典籍都没有读过。

显然这句“嘉佑四真”所透来的不只是同时代大宋最尖的名人，想必这四人之间的际也有不少，至少王景范所知的庆历新政时富弼、欧修便已经有一定的关系，而包拯和欧修也有过政见相左的时候，父亲对胡瑷的评价仅次于包拯就在于胡瑷一生致力于教书育人，这父亲极为推崇。

王景范在儒家经学上所受的教育是这个时代最经典的教育，父亲也就对其中两三经典jing研甚，更多的是教会一些思考的方式为王景范提供借鉴。胡瑷虽然在此之前便对王景范所著的《大学》、《中庸》新解仔细研读过，只是先前从来没有学者将这两篇原本自《礼记》的文章du li来，更不会像王景范那样行连贯xing研究，是以胡瑷从最开始的两书作者辩论中就落了下风，直到对经义的辩论还没有将两经典统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