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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六(6/10)

既普遍给予祭祀,现在逆贼已擒获,祭祀不应有所不同。”国子助教苏璋生议论说:“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外出巡狩, ‘返回时,给祖庙父庙祭祀,。又《礼记.曾子问》裹说:‘诸侯前往天子那裹去,先到祖庙祭祀,向父庙陈设祭品祭祀,命令祝史向社稷宗庙山川祭祀。祭祀时用牲和缯帛,返回时也是如此。诸侯相见,返回后一定到祖庙父庙祭祀,并命令祝史向前时所祭祀过的山等神举行告至之礼。’《礼记.曾子问》裹又说:‘天子和诸侯将要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用缯帛毛皮玉圭等祭品,到祖庙父庙祭祀。返回后一定要举行告至之礼。’天子与诸侯外出,虽说事有大小的不同,但它的礼仪大体相同,出之前祭祀而返回后举行告至之礼,道理上不得有差别。郑玄说: ‘外出及返回的礼仪相同。,它的本义十分明白。天子出征时,向上帝祭祀,推论前时所祭祀过的返回后一定要为之举行告至之礼,那么就应该举行郊祭,不容再有怀疑。丞矗三年,衹祭太庙和太社,不知道它的道理在哪裹。或者当是因《礼记》裹衹说‘返回后到祖庙父庙祭祀’,而没有郊祭的话。如果这一论点成立,那就更是不通。《礼记》是残缺的书,本来就没有完备的版本,断简壤字,多有缺略。正应当类推寻求它的本义,不可动辄都要征引它的文字。天子返回后祭祀太社,也没有成文记载,是什么原因郊祭该单独招致嫌疑呢。但是外出及返回后一定祭祀,都是表示孝敬的诚心。既然是以返回后祭祀为本意,本来就不是凯旋后献捷的礼仪。现在皇帝毕竟没有出宫,就不容许有外出返回后举行告至的礼仪。如果是陈设不出行而祭祀的礼仪,那却是以前没有这样的先例。我认为祝史致辞,用以昭显诚信。如果辞义违背礼制,自然可以从实而缺略。我们参酌审议,以应该举行祭祀为允当,应当都用牲畜献祭南北二郊及太庙、太社,依旧由公卿施行祭祀之事。”皇帝下命令表示同意。

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日,主事官员上奏说:“本月十五日举行南郊祭祀。考查旧时的仪制,宗庙祭祀由皇上亲自奉祭,由太尉第二次献酒告祭;南郊祭祀由皇上亲自奉祭,由太常第二次献酒告祭。又宗庙祭祀开始时,把酒洒在地上,送神的时候就不洒。而郊祀在开始时把酒洒在地上,同宗庙祭祀是一样的,而送神时又要把酒洒在地上,议论的人认为宗庙祭祀与郊祀仪式不相同,对这件事有疑问。现在交付礼官们审议裁定。”太学博士王祀之议论说:“根据《周礼》的记载,大宗伯‘佐助君主保护国家,用吉礼敬祀鬼和天地神灵,祭祀苍天’。也就是指今天的太常。在郊祀祭天时,太常第二次献酒告祭。又《周礼》的外宗条下说:‘当王后不参与祭祀时,就佐助宗伯。郑玄说:‘王后不参与祭祀,宗伯替代王后行事。又说:‘君主拿着玉制的圭瓒盛酒并把酒洒向尸主,大宗伯拿着玉制璋瓒盛着酒第二次献酒告祭。从中世以来,王后不参加宗庙祭祀,就应该按照礼制由大宗伯代行第二次献酒告祭。然而现在由太尉第二次献酒告祭。郑玄注《礼记。月令》说:‘夏、商、周三代有司马,没有太尉。太尉,是秦朝设置的官。因为世代承传很久远,崇敬宗庙祭祀,替代王后祭祀的事情重要,所以由上公第二次献酒致祭。’又议论说:“顺时而生的思念,情怀比霜露还要深厚;宗庙之内祭祀时,肃敬的感情,在举止行动发出的声音中表现出来。不知道神在什么地方,便不能在一个方位上去求神。郑玄注《仪礼》的有司条裹说,天子诸侯在宗庙门内祭祀又绎祭。绎。是指第二日再祭。现在的宗庙祭祀缺少了送神时洒酒于地的仪式,将改在枋绎祭,明在于留神,不得而省。礼制裹郊祀与宗庙祭祀的仪制不同。因此送神时洒酒于地的仪制有差别。”太常丞朱庐之议论说:“查考《周礼》的记载,大宗伯执掌典礼,以敬奉神灵为上,职务是总管祭祀,而以祭苍天为首要。现在的太常就是《周礼》裹的宗伯。又查考袁山松的《后汉书。百官志》裹说:‘郊祭的礼仪,是由太尉掌管第二次献酒告祭,光禄掌管第三次献酒告祭。太常每当祭祀的时候,先上奏祭祀的礼仪及行事,掌管赞助天子祭祀。没有掌管献酒的事。依照《百官志》的记载,汉朝掌管第二次献酒的事,专由三公担任,不是由主管宗庙祭祀的秩宗贵官来掌管。现在宗庙祭祀由太尉第二次献酒,光禄第三次献酒,即为汉朝的仪制。又贺循规定太尉由东南方登上坛台,表明这太尉官一定是参与郊祭。古礼虽然是由宗伯掌管第二次献酒,然而历代有沿袭也有变革,由三公掌管第二次献酒,是汉朝所实行的仪制。我认为郊祀的典礼重大,应该与宗庙的祭祀相同。况且太常既已掌管赞助天子祭祀,他就不可兼管第二次献酒的事。又查考洒酒于地的仪式,《礼记》裹说:‘祭祀是讲求阴祀和阳祀的问题.殷产时期是先讲求南郊及宗庙祭祀的阳祭’,‘奏完三首乐曲之后迎牲’。那么商朝是把洒酒于地的仪式放在后面。‘周朝先讲求祭北郊及宗庙的阴祀’,‘洒酒于地所用的是香酒。酒深入到土壤裹。酒洒之后迎牲’。那么周朝是把洒酒的仪式安排在前面。这裹说的是宗庙祭祀,不是说郊祀。查考《周礼。天官》裹说:‘凡是祭祀时赞助君王举行裸礼。郑玄注说:‘裸,是洒酒灌地。衹有关涉人事的宗庙祭祀才有洒酒灌地的仪式。祭天神地神时君王不举行洒酒灌地的仪式。’而郊祀不曾有洒酒灌地的仪式,这在礼制裹无法考知。学识广博的儒者所注释的大义,昭然明察。认为今天有洒酒灌地的仪式,是长期相承传所造成的失误,那么原本就应该是没有洒酒灌地的仪式。”通报给朝廷重臣及丞、郎、博士等,他们都同意朱膺之的议论。尚书令建平王刘宏重新参酌审议,认为朱膺之的议论允当。皇帝下诏令表示同意。

太明二年正月丙午曰初一,主事官员上奏说:“本月初六南郊祭祀,皇上要亲自奉祭。到时候可能会下雨。曹魏时期郊祭曾遇到下雨,高堂建认为应改期于当月下旬的辛曰祭祀。晋朝时皇帝已经出动参加郊祀,适逢下雨,顾和也说应该另行选择吉曰举行祭祀。徐挥说:‘晋武帝时,祭祀有时用丙日,有时用己曰,有时用庚日。’这些让礼官们议论裁正并上报。如果可以改变郊祀日期,是不是也应该改变宗庙祭祀的日期呢?”博士王燮之议论说:“遇到下雨而改变郊祀日期,是前代已有的定论。《礼》书的传注所记述的,在辛曰举行郊祀是有根据的。《礼记.郊特牲》裹说:“郊祀用辛曰,周朝开始举行郊祀是在冬至日。”郑玄注说:“夏、商、周三代的郊祀,一概用夏历正月。用辛曰的原因,是取其斋戒自新的意思。,又《礼记.月令》裹说:‘于是选择元日,祭祀苍天上帝祈求五谷丰熟。’注解说: ‘元曰.是指上旬的辛曰。举行郊祭祭天。’又《春秋》裹记载郊祀的有两次,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郊祀。《公羊传》说:‘何时举行郊祀用正月上旬的辛曰举行郊祀。’哀公元年四月辛巳曰,郊祀。《谷梁传》说:‘从正月直至三月,是举行郊祀的时期。以十二月下旬的辛曰占卜而定正月上旬辛曰郊祀。如果小依从,于正月下旬辛曰占卜改为二月上旬辛日郊祀.如果不依从,就于二月下旬辛曰占卜而定三月上旬辛曰郊祀。,这已表明,郊祀的礼仪,都是在辛曰举行。晋代有时用丙曰,有时用己,有时用庚,都是因为另有议论。逮壹于十二月丙寅曰在南郊祭天接受禅让,造就是祭祀不能用卒的例子。又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曰,开始把圆丘方泽的祭祀、冬至夏至曰的祭祀与南北郊的祭祀合并举行。泰始三年十一月庚寅曰冬至曰祭天,在圆斤举行郊祭。这是仍然用圆丘祭祀的礼仪,不是专门为祈求五谷丰熟的祭祀,因此又不能用辛曰祭祀。现在的郊祭享祀,既已按夏历实行,虽然祭祀的日期可以改变推迟,但认为仍然是…定在辛曰举行。徐撵所根据的,或许有不当的地方.又根据《礼记.郊特牲》的记载说: ‘在祖庙受命,在父庙裹灼龟甲而占卜。,艳注释说:‘受命,是指先祭告祖庙,然后退下来进行占,那么求的本义是卜郊祭这件事,而不是卜求郊祀的日子。现在祭祀的日期虽然有所改变,而郊祀的本义不变,我认为不应该再次求卜。’曹郎朱膺之议论说:“考察前代儒者所论说的郊祀,他们的议论各有不同。《周礼》里有冬至日圆丘的祭祀。《礼记.月令》裹有为祈求五谷丰熟而祭祀苍天上帝.郑玄说,在圆丘祭祀苍天上帝,以帝营配祭,这是所说的筛祭。为祈求五谷丰熟祭祀五精天帝,以后稷配祭,这是所说的郊祀,这两种祭祀举行的时间不同,它们所祭的神也不相同。儒士们说,在圆丘举行的祭祀,以后稷配祭。取圆丘所在的地点在郊,称之为郊祭。以圆丘的形体而言,称之为圆丘的祭祀。名称虽然有两个,其实就是一种祭祀。晋武帝舍弃郑玄的说法而依从儒士们的说法,因此郊祀用冬至曰。既然用了冬至曰,按理就不可能总是在辛曰。那么晋代在中原地区郊祀不用卒曰,就像徐惮所议论的那样。从束晋以来,都用正月,当是《春秋》传裹所说的夏、商、周的郊祀,全都用正月,晋代不改正朔,实行夏历,因此安排在年初,不用冬曰,全都用上旬的辛曰,这是近代的成规。祭祀的礼仪, ‘过了时限就不举行,现在是正月,郊祀的时限还没有过,遇上下雨改变祭祀日期,对礼制没有违背。既已卜求了祭祀的日子,然而因事不能顺遂,里祀苍天是很敬重的事,应该再卜求祭祀的日期。高堂隆说:‘九日在南郊祭祀,十曰在北郊祭祀、’造就是说北郊祭祀可以不在辛曰举行。”尚书何偃议论说:“郑玄注《礼记》,引用《易经》说夏、商、周三朝的郊祀,一概都用夏历。《周礼》记载,凡是国家的大事,多用正月。《左传》又说在惊垫举行郊祀。那么郑玄的这种论说,实在是有根据的。各家的议论不同,有的说夏、商、周各朝都用它们的正月郊祭苍天,这是浅薄之士的辩说,对于礼制来说不可取。本来已知道《谷梁传》裹说春季三个月都是可以举行郊祀的月份,真可以说是肤浅了。然而用辛曰祭祀的说法,全都相同晋朝用庚曰己曰郊祀,说得纷纷扬扬,但就是没有见到前代施行的证据。我认为应该信从晋代推迟郊祀,仍按礼制是用辛曰。王燮之以为在祖庙受命在父庙灼龟占卜,他知道卜求的本义,不在卜求郊祭的日子,他的学识缜密”右丞徐爰的议论认为:“郊祀用辛曰,对改变郊祀期有妨碍,礼官和主管祭祀的官员,已作了很周备的考察。何偃根据礼制,认为不应该再行卜求,我的看法与他相同.考察卜求郊祭而限定时曰,到了今天这种办法应该改变,卜求应衹是卜郊祭这件事而已。辛日前十曰,已安然地为郊祀而斋戒沐浴,祭祀用的牲畜,已养在涤宫裹,没理由超过三月。他认为祭祀的牺牲已完全准备之后,虽然有事妨碍祭祀,也应该让主事官昌举行祭祀,不容许改变郊祭的日期。”众人的议论各不相同。参酌审议后认为:“应该依据《经》书的记载,遇到下雨就改用下旬的辛曰祭祀,不需要再次去卜求。如牲畜已杀,准备陈祭之后正遇着下雨,就可让主事官员去举行祭祀。”皇帝下韶令表示同意。

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曰,皇帝下诏令说:“我接受天命时,连续遭遇了很多艰难,战车急速地出动,要谋划的事务很多,里祭苍天的事虽然准备好了,可我没能亲自去举行祭礼。现在全国已经安定,各种祭祀都巳举行,应该遵循以前的典制,举行郊祀拜谒上帝。”主事官员查考之后上奏说,这事没有先例。黄门侍郎徐爰议论说:“卢舜的时候称为类祭上帝,殷商的时候称为昭告上帝。都是因为创业成功,德操和业绩隆盛而弘远,开创国统奠定皇家基业,一定要享祭上帝。从汉朝、曹魏以来,都遵循这一典制。高祖武皇帝征伐伪楚,置玄童还在j堰,便在京师建郊祀坛台,祭上帝告成功。我以为泰始年间应了天帝的符瑞,皇帝神武明断,王者耀武出征,战事经过了一段时间,虽然奉祀神灵做得周到,但皇上还没有亲自祭祀拜谒天帝。我认真查考晋武帝时郊祀是在二月,晋元帝时里祀祭天是在三月。有特殊的庆祝,一定有特别的典礼,不可拘泥于平常的祭祀,把祭祀限定在正月上旬辛日举行。我认为造事应交付史宫,让他们认真选择十一月的吉日,皇帝亲自举行郊祭,祭祀拜谒苍天上帝,以高祖武皇帝配祭。其余配亨的,不列入本次的祭祀。”尚书令建安王刘休仁等赞司叁羞的议论。经过参酌审议都认为允当。皇帝下诏令表示同意。

泰始六年正月乙亥曰,皇帝下诏令说:“按照古代的礼制,帝王每年都举行郊祀享祭,以及举行明堂的祭祀。从晋朝以来,每隔一年举行一次郊祀,明堂的祭祀在同一天举行。因为质朴与华饰详略不同,稀疏和细密有区别。从今以后每隔两年举行一次郊祀,每隔一年举行一次明堂的祭祀。下面可作详细商议。”主事官员上奏说:“前兼曹郎虞愿议论说:‘郊祀和明堂的宗庙祭祀,都是主祭天神,而在同一天繁复地献祭,按情理说是轻慢。皇帝的诏令是让圆丘祭祀向天神报告成功,三年举行一次享祭。明堂配祭先帝,每隔一年献祭一次。斟酌情况选定吉曰,实在切合祭祀盛典。’通过咨询参酌审议一致同意虞愿的议论。曹郎王延秀重加议论说:‘改革的事宜,就像皇帝诏令所说的那样。前时虞愿的议论,实在祇是述说皇帝的诏令而已,未曾显示后来的事例。我认真查考,最初的郊祀是每隔两年举行一次,明堂祭祀每隔一年举行一次,第二次郊祀与第三次明堂祭祀,便回复到同一年举行。虞愿说从开始举行郊祀和明堂祭祀之后,应该各隔两年举行一次祭祀。以此推论,那么郊祀和明堂祭祀总是在不同年岁举行。,通报给朝廷重臣之后,他们都同意王延秀的议论。”后废帝王巡二年十月丁巳曰,主事官员奏请把郊祀和明堂祭祀,回复到同一天举行,每隔一年举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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