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伟性质的观念，一千里，一万里，几百万里，这空间如此巨大，是人力根本无法抗衡的，在空间面前你感觉到的是你的渺小，在你自觉渺小的心里会产生英雄崇拜，英雄的观念使我们产生了崇高神圣的美学理想。而现在情形变了，先进的交通工具，火车，飞机，以及现代的通讯手段，一下子把距离缩小了，于是，宏伟感消失了，英雄的观念消失了，崇高美学也消失了。现代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人类掌握太多技术手段的社会，它解救了人类的现实困境。科学在提高了人类普遍能量的同时，也取消了英雄的概念。科学那么逻辑严密，那么道理分明，我们只要学习，便可掌握它，什么都可解决，不再需要奇迹。

第三，民主的社会将机会和权益平均分配了，大力发展了个人主义，取消了特权，民众的声音取消了精英的声音。我有一个也许是专断的观点，我以为最适合创造艺术的社会是高度集权的社会，它的社会成员只有两类人，一是贵族，一是奴隶，这两类人都不需要参与物质的分配，前者是有特权，后者是绝对无权，因此他们才有可能避免文化的消费，而积累起精神的果实。比如中国古典文化，它是典型的象牙塔文化，它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文化而建设起来的高级文化。中国的文字和书面语言极其典雅，它须有极高智慧和教育才可掌握的，它的法则非常模糊，讲的是悟性。所以“五四”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其中一项重要运动就是白话文运动，致力于使中国的文字变成大众的文字。而当艺术从宝塔尖走下来的时候，它的圣光便渐渐消失，化为人间的声色。

现在人人都操纵起思想的武器，思想也进入了一个大众的消费时代。今天这时代，关于人生的良药，简直多得不得了，各种各样的哲学，都是提供你解决人生的问题的，简直像超级市场，你缺什么就有什么。结果是现在的人就像药吃多了，有抗药性了，哪种道理都不太能说服人了。人生哲学的空间全部占满了，已经毫无空地了，就像这世界上的人口一样！问题和答案都有了，剩下的也许只有一个无可解决又无可避免的终极问题，就是死亡的问题。死亡的问题是任何科学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对这问题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只可能谈谈如何对待而已。我们如何对待呢？我们往往是趁早退回去，退到琐碎的日常的问题里去，不去想它，想了没用，就把眼光看着近处，避身在人生的细节中。这是一种很偷懒的办法，妥协的办法。然而退回到日常细节里边，就又生出一大堆鸡毛蒜皮的问题，钱不够用啊，女朋友不理我啊，股票套牢了，房子太小了，等等，不过不要紧，对付这些小问题办法多得很，最简单最方便最不动脑筋的就是：潇洒走一回，把这一切事情都不当一回事，一切都是合理的，正常的，自有它的道理，不必去思索它，只有它的存在是重要的，这种所谓“后现代”观点，简直没有道理可讲，没什么高低上下，没什么是非黑白，人就是不讲道理了。因为再怎么样的差别，结局都是一样的：死亡。什么能是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于是，死亡的问题，终究还是靠死亡自己来解决了。这时候，我们已经比所有的哲学家更聪明了，他们给我们的武器我们掌握得很好，已经可以一下子把他们打倒了，我们已经不需要他们了。在这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的前景之后，其实是极大的虚无。而这些现代小说家，是要比大众更深地陷入这虚无境地的，如同在任何问题上都要超前一样，他们在虚无上也更要超前。如果说，古典主义的作家是在地平线上空创造辉煌境界，现代主义作家则转了个向，在地平线下方开拓黑暗的深渊。我们很难指望他们给我们提供一些更美好的图画。

在科学与民主的日益进步下，这个世界也安排得越来越合理了，譬如说种族问题、民族问题。民族实际上是人类情感的源泉，中国人有句俗话：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民族是情感的源泉，它和家园、血缘、生命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但人类走到今天已经明白了，民族是脆弱的，必须要组织起来，成为国家。否则，国家就不那么可爱了，没什么情感了，它是一种机器性的东西。但我们心里非常明白，人现在都很服理了，我们要强盛、要生存，必须建立和建设健全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