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已经寿终正寝，考上考不上，算不了什么大事。在1903年，科举已差不多名存实亡，考上与否，对一个人的前途，并没什么太大的实际帮助。对于王金发来说，这一年的重要意义，不是参加县考，得了一“青衿”而是在县城结识了后来写《王季君行述》的谢震。谢震又名谢飞麟，比王金发年长16岁，生于1867年，1923年2月，被当时的浙江督军卢永祥枪杀。和王金发一样，谢震也是嵊县以及浙江的辛亥革命名人。在王金发的战友中，谢震占有十分突的地位。王金发一生中的许多重要活动，都和谢震有着密切的关系。王金发遇难一年之后，谢震所撰写的《王季君行述》，无论是提供的第一手资料，还是其见解独到的观，都成为后来研究王金发最权威的代表文章。

另一方面，早年丧父，会使人们终摆脱不了母亲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鲁迅和王金发这些名重一时的人，会成为骇人听闻的大孝的本原因。父亲不在了，母亲便成了唯一。鲁迅本姓周，取笔名鲁迅，其中鲁是母姓“迅”和“训”同音。对于鲁迅他们那一代人来说，孝也许是硕果仅存的封建社会华。为了孝，鲁迅只得十分痛苦地和并不相的朱安女士结为夫妇，其理由只是不让自己的母亲不兴。鲁迅把朱安女士当是母亲送给自己的礼，为了孝，他必须好好地供养她。为了报答母亲，鲁迅活生生地和朱安过了20年没有任何情的夫妻生活。孤儿寡母相依为命，造成了鲁迅和王金发这些人格上的早熟。王金发的孝和鲁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王金发最后的悲剧，可以说与不愿意违背母命有关。王金发之所以成为王金发，与母亲的教育分不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最终的惨死，也与母亲的教育分不开。过分的可以成为毒药，几乎所有谈到王金发的文章中，都提到了他的孝。这孝，在用词上，可以称之为畏母。严母孝，孝是母亲恩威并重的结果。畏母，不能简单解释为胆小和怕，畏中间包着崇敬，因此颇有些像西方人所说的恋母情结。

以今天的光来看，无论是鲁迅，还是王金发，都不能算穷人家。鲁迅家族在绍兴的旧居之大，很多去参观的人都会到震惊。王金发虽然是嵊县的乡下人，可是家里也有田地一百多亩，有数十间宽敞的房屋，有很大的院落，还有园亭和木，要不然也没地方练习打靶。和城里人鲁迅一样，王金发的家显然也是自己不用动手田，靠吃租剥削农民，否则他的母亲也不会有钱专聘一位塾师，作为儿的家教。我们过去常常讲穷则思变。穷永远是相对的，真正意义上的穷人，想变也变不了。真正穷人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温饱问题，温饱问题解决不了，想变也难。人只有从富人变穷了，家中落，才会想到要变，要革命。鲁迅的父亲逝世不久，本家长辈集会商议，重新分房产。在这样的重新分中，孤儿寡母总要吃亏，鲁迅作为长到场，看到分给自家的房屋又小又不好，在长辈的迫下，也决不肯签字。那时候，尽鲁迅还是个孩，可是这原则已经有了。鲁迅后来写文章谈起这段往事，颇有慨地说：

王金发一生敬重自己的母亲，只要是母亲的命令，便无所谓原则，无所谓是非。既然母亲跟着他吃尽了苦，他因此有一个非常朴素的念，这就是应该很好地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孝削弱了他的革命意志，成了他自甘堕落的借。当其他的革命者再一次亡日本，继续从事倒袁的二次革命时，王金发竟以老母阻挠为由，赖在上海不走。王金发一生最大的错误，也许就是服从了母亲替他作的最后安排。这个最后安排，不仅让王金发的辉煌的名声毁于一旦，而且把命也搭了去。

汝未有后，宜远扬，汝两妇及三龄女孩，吾当送之外家，无妨也。惟家产也被汝用尽，旅费只怕不足耳。

不妨让我们重温一下1903年的历史，不妨想一想这一年，读书人都在想些什么，些什么。这时候，鲁迅已去日本留学，并且愤然剪了辫。科举这条路再也行不通了，读书人无路可走，只好闯。欧风东，八国联军的大炮把旧中国原有的秩序，轰得七零八落。忽啦啦大厦倾，社会变化的节奏，突然变快起来，戊戌变法刚过去没几年，其变法的心思想便显得陈旧不堪。提倡保皇的康有为，不久前还是新派人心目中的神领袖，然而时过境迁，说变就变，在激的革命党里，此时已无可救药地堕落为老朽。革命、排满、民权、天职、自由、血，成了最新最时髦的词语。

我总觉得王金发的秀才份有些可疑。事实上，秀才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每当一个朝代到了没落之际，读书人就没有什么大用。在清朝末年，凡有些思想的人，都不会把秀才的份看得很重。有趣的是，王金发第一次参加童试，名落孙山，碰巧鲁迅和周作人也参加了，很可能还在同一个考场。当时考场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白发苍苍的老，也有臭未的孩，要想重温当时县考的情景，只要去翻翻周氏兄弟的著作就行。所谓县考，通常要经过初试、府试，然后还有院试，三榜题了名，才能算合格的秀才。鲁迅和周作人显然要比王金发一些，因为他们初试都及格了，只是可惜没有能再往前走一步。我怀疑王金发并没有顺利地通过三次考试，因为王金发前后两次参加科举，试题已经略有不同，前者是考八，后者则是策论。所谓策论，和八文相比，换汤不换药，不过多了些洋味，因此又叫洋八。王金发是嵊县的乡下人，改考洋八，显然不是他的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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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要谈徐锡麟，同样得从鲁迅说起。徐锡麟和鲁迅是绍兴同乡，都是日本留学生。鲁迅在1902年去日本留学，徐则比他晚一年。近代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青年人都渴望国留学，欧毕竟太遥远，一衣带的日本成了走国门最佳去。由于文化传统相近，许多中国人想学习西方，走捷径的最好办法，就是向日本人学。在学习西方方面，日本人要比中国快，也比中国人彻底。中国的百日维新失败了，日本人的明治维新却十分成功，因此日本无形之中，既是中国人的学习榜样，也成为中国维新人士的避难地，成为酝酿一场新革命的大本营。有识之士纷纷蛰居日本，在这里韬光养晦，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著名人，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蔡锷、章太炎、蔡元培、陈其、陈独秀、李大钊、蒋介石、汪卫，都有过在日本的经历。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宣告成立，这意味着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大清朝，就要被在日本的中国英华们送坟墓。

第二章

说到了1905年的王金发，就不能不提到当时浙江的另一位重要人徐锡麟。徐锡麟不场，王金发的故事便没办法往下说。结识谢震，使得王金发往前大大地走了一步，他不再是无方向的孤军奋战。嵊县的革命者已经结成一个小团，但是他们还需要再往前走一步，和全国的革命党人联合在一起。他们需要一个有着更远大理想的人来引导他们。换句话说，他们需要一名领袖。这个人就是徐锡麟。

鲁迅大吃一惊，正怔着，报纸已经被别人抢去了。消息立刻在留学生中传开，人们开始研究这洋文注音的刺客究竟是谁，很快便明白是指徐锡麟。据大清朝的法律，刺杀巡抚当然是大罪，果然不久，又传来徐锡麟被凌迟致死的消息。听了让人最震惊的是，恩铭的亲兵竟然挖了徐锡麟的心脏，当菜肴炒了吃，而且那味大约不坏，不仅是吃了，而且吃得净净。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自浙江的学生尤其激动和愤怒。于是立刻召开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一个个情绪激昂。会上分成了两派

孺人抱孙女银娥避居孙拗岭之绣云庵。银娥旋随母徐桂姑归外家，而季次妻沈雄卿在绍兴被拘狱，阅数月始释。其后季复返里，聚徒众于朱仙堂，孺人亲执。官兵来捕，季奔上海，孺人亦偕雄卿于十二月间冒风雪奔赴之，寓同志杨侠卿家中，时孺人年四十有七矣。戊申年正月返嵊，售田得资，以供季赴日本及雄卿在上海学之学费，自往新昌明德庵诵经度日。乙酉年至绍兴隐修庵为人拜经，得钱以佐诸亡命者用。庚戌秋，风闻以他事兵又来捕，乃奔杨望村之逢庵，转大觉庵。

寥寥几句，一个革命老太太的形象跃然纸上，一个寡妇，辛茹苦，好不容易把儿培养成人，在这关键时刻，她没有惊慌，甚至比儿还冷静，她首先想到儿还没有留下后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尽此时王金发已经25岁，娶了两个老婆，有个女儿已3岁，然而在老太太里，他仍然还是一个闯了祸的大孩，况且只有个孙女儿，也继承不了王家的香火。她果断地安排好了一切。王金发投革命，他的母亲跟着他东躲西藏，可没有少吃苦。谢震所撰《徐孺人行述》中这样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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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六年为王金发母亲徐氏题字时，曾把她与为儿刺上“忠报国”的岳母相提并论。少年王金发没有因为顽而失学，也没有因为是独而生惯养，最新的王金发研究成果发现，王金发不仅会写诗，而且还能写笔字和刻图章。书法和篆刻对于旧时代的文人来说，算不了什么本事，但是对于王金发这样的草莽英雄，便可以当回事说一下。在王金发短暂的生涯中，许多大事都和他母亲分不开。王金发参加推翻清朝的民族革命，不少书本上都说王母大义凛然，积极支持儿的行动。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毁家卖田，资助儿革命。王母显然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女，儿闯了祸，清兵就要来抓了，她只是哭着说：

，往往是来自家族。因此家族既是孤儿寡母依靠的对象，同时也是虎视眈眈的敌人。鲁迅是长，王金发是独，早年丧父的残酷现实，不得不使他们过早地就肩负起家的重担，他们必须时刻准备抗拒家族对自己家的侵害。

王金发显然不是读书的料，早在16岁的时候，他就参加了童试。到了1903年，也就是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的前两年，王金发已经21岁，奉母命再次去应试，这一次似乎有了些结果，《王季君行述》说他“居然得一青衿”后人谈到王金发的学历，都说是秀才，其来由恐怕是因为“青衿”这个词。青衿是读书人的意思，能称得上读书人的，自然应该是个秀才。

让我们把时间向后拨一下，从王金发和徐锡麟相识的1905年，直接到1907年。这一年，在日本东京的一家客店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中国的留学生。清早起来，这些在异乡的学，寂寞无聊，第一件大事，不是争先恐后去上厕所，而是抢着看报纸。他们所看的报纸，多是《朝日新闻》或《读卖新闻》，要不就是专登社会小消息的《二六新闻》。看完了报纸便议论，有什么好玩的事，就议论什么，说着说着，很可能就吵起来。那时候的鲁迅，也是这些好斗的留学生中的一员，有一天，他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赫然登在报纸的版上:“安徽巡抚恩铭被JoShikiRin刺杀，刺客就擒。”

中国农村的老太太喜念佛，这真不是件坏事。纵观王金发母亲的一生，在不同的地方念佛修行，是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王金发发迹以后，在上海的租界买了园洋房，他自己声犬，天酒地，豪赌冶游，没忘了在家中设一佛堂，专门雇了尼姑，陪老太太念经佛事。没有比这更典型的中国式的孝。王金发母亲似乎习惯凡事替儿主，她迫他读书，督责极严，儿才17岁，就为他娶了一个长他4岁的女人媳妇，这个女人便是徐桂姑。王金发对母亲为自己娶的这个发妻一向不喜，因此一逮住了机会，年纪轻轻，就娶了个次妻沈雄卿。次妻就是小老婆。想想那个时候的人真有意思，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两个老婆，王金发照样能革命。

世人的真面目，绝不会因为家族情面，就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封建宗法社会的虚伪，是在家族幌下人吃人，是吃了人不吐骨。在今天的生意场上，我们常常会听说宰熟人。宰熟人，就是家族吃人的古风遗传。说白了，家族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认识到这一，也就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农村改革，最终不得不包产到，是家，而许多生产队，便是由家族组成。只要是由家族组成的东西，就好不了。从正反两方面来看，所谓家族，都有许多不可取的地方。家族往往意味着懒汉成群，意味着欺怕，意味着闲言恶语，意味着大搞裙带关系和徇私舞弊。家族的彻底瓦解，是时代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谢震为王金发所作的长篇传记中，没有提到王金发参加过乌带党。我不明白为什么偏偏会漏掉这一笔。有文章说，乌带党是浙江东南一带响应北方义和团而建立起来的义民组织，这观显然不确。事实上，乌带党早在光绪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就有了，它最初的领导人叫钱老八。1900年，王金发参加了乌带党，由于他孔武有力，又擅击，很快成为该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不用讳言，乌带党是有党质的秘密组织，党众忽聚忽散，没无常，劫富济贫，和老百姓心目中的土匪差不多。王金发的确是乌带党的首领，因为民间有“金发龙”这一称呼，我们知“龙大哥”一般都是土匪。由于乌带党是秘密组织，因此在1903年，王金发有非常有趣的双重份。一方面，他是党，一旦真实份暴，便有杀之罪；另一方面，他又是大清朝的顺民，在母亲的下，竟然第二次参加了科举。

可以这么说，在结识谢震之前，有大志的王金发，还在一茫然的状态。他既是不安分守法的民，又是孝顺母亲的乖儿。虽然不满足现状，但是王金发并不知路在什么地方，因此只能徒有满腔的报国情。年龄长于王金发的谢震则不一样，这是位地的读书人，对时局有着相对清醒的认识。他无意追逐清朝的功名，当时正在嵊县主持东乡公学，以讲学宣传民族革命。以类聚，人以群分，志同则合，王金发和谢震认识以后，一拍即合，很快成了莫逆之，正是在谢震的推动下，1904年，王金发等人组织创办了大同学社。大同学社的质和乌带党有着本质区别，从表面上看，大同学社只是学术团，研究一些学术问题，其实是网罗嵊县步人士的大本营，有组织有纲领，起着把一大帮步人士团结在一起的作用。结果也是这样，大同学社的绝大多数社员，后来都参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