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派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清政府的无人道;另一派觉得人死都死了,没必要多此一举,发什么狗屁电报和清政府理论。
大家都觉得自己有理,也确实都有道理,各不相让。在《范爱农》里,鲁迅把自己说成是主张发电报,而范爱农偏和鲁迅作对,鲁迅说甲,他便说乙,鲁迅赞成发电报,他就极力反对发电报。两个人好像有仇似的,都有些意气用事,你一句,我一句,脸红脖子粗地抬起杠来。大家都是绍兴人,绍兴这地方专出能说会道的刑名师爷,既然是争论,就各不示弱,谁也不让对方占上风。鲁迅那天显然是动了肝火,发自内心深处地感到愤恨,因为他知道这范爱农,是徐锡麟的学生,学生当然应该以维护自己的先生为天职,自己的先生被杀了,结果连打一个电报都害怕,真是太不像话。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范爱农从来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所以能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和鲁迅写的那篇著名散文《范爱农》有关。这篇文章被广泛编入各种各样的教材,从中学语言的课本,直到大学学习散文创作的辅导读物。范爱农之留名是小人物沾大人物光的典型例子。不过有一点,怕是许多读《范爱农》的人不会明白,这就是文章中的鲁迅,和现实的鲁迅并不是一个人。前者只是虚构,事实是,鲁迅也是坚决反对给清政府打电报的人员之一,在这一点上,和范爱农并没有矛盾。主张给清政府打电报的是保皇党,这些人曾被鲁迅狠狠讥笑,甚至写诗嘲弄,因为他们认为即使猪被杀,也应该悲哀地叫上几声。鲁迅在写《范爱农》一文时,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为了便于突出矛盾,叙述起来生动一些,他故意变换角色,让自己处在了保皇党的位置上,这是典型的小说笔法。不管怎么说,那天集会上,他和范爱农的确老是吵。小说家的游戏,常常会使一般读者受骗,有时候,甚至会让专家学者也上当,由郭绍虞先生题封面,复旦大学领衔主编的洋洋50多万字的《鲁迅年谱》上,就把鲁迅称之为“坚决主张发电声讨清廷杀害革命者的滔天罪行”不知道这么一表扬鲁迅,反而把鲁迅推到了他最讨厌的保皇党一边去了。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鲁迅在故乡绍兴,偶然碰到范爱农,时过境迁,又一次回忆起当年争吵的往事,不禁哑然失笑。两人找地方喝酒,或许就在咸亨酒店,两碗家乡的黄酒下肚,鲁迅问范爱农,在日本东京的同乡会上,既然大家的意见一致,为什么总是和他作对,吵个没完。范爱农也不否认,说自己当时有些看不惯鲁迅,看不惯,当然要作对。鲁迅摸不着头脑,范爱农便重提了一段旧事,原来当初到日本的时候,鲁迅去接他们,表情冷淡,动不动就摇头,很有些看不起他们的意思,而范爱农这样初到日本的“乡巴佬”最忌讳被人看不起,因此就结下了仇。有关范爱农他们刚到达日本横滨时的情景,鲁迅在《范爱农》里有着生动的记载:
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里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
也难怪鲁迅生气,连“鸟”这样的脏字眼都骂了出来。我们都知道,鲁迅是有脾气的人,他的文风不失尖刻,用粗话骂人并不多。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屡屡被人看不起,本来就憋着一肚子不痛快,而男人头上的长辫子,女人的一双三寸金莲似的小脚,在已经身居国外的留学生眼里,那简直就是国耻。这些同乡们也太不争气,刚到日本,就被翻出一双女人的绣花鞋来示众,活活地丢中国人的脸。鲁迅这一生气,脸色自然不好看,而且还摇了头。摇头是无意的,刚到日本的范爱农却记在心上了,他气量不大,逮着了机会,便和鲁迅过不去。
事情一说穿,大家都觉得自己有些可笑。鲁迅有些想不明白,说中国人到了东京,害怕别人耻笑,女人就算是小脚,也得假装大脚,带着那绣花鞋,又有什么用。范爱农说,他才不管它有用没用呢,反正是师母的,说让带,就带了。范爱农的话,顿时让鲁迅感慨万分,无话可说。所谓师母,就是徐锡麟的夫人王振汉。提到她,自然会想起已经作古的革命先烈徐锡麟。徐锡麟在当时是让大家一想到就不能不肃然起敬的人物。想到徐锡麟,鲁迅立刻就想到自己当初的无知,并为此感到深深的惭愧。事实上,当初那十多个让他看了生气和摇头的同乡,并不是等闲之辈,用“鸟男人”来称呼实在不妥,要知道这些人大都是革命党人,他们追随徐锡麟来到日本,其目的是为了推翻清王朝。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用很感慨的笔调,点明在这些人中间,既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还有好几个人被清廷抓起来打入黑狱,直到革命成功以后才恢复自由。
和这些人比起来,鲁迅不能不感到自责。按说咸与维新,鲁迅也有一些可以吹嘘的革命经历。他参加过光复会,和光复会的领导人有些熟悉。有许多材料,说鲁迅在日本曾参加过同盟会,虽然鲁迅自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查过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上面附有同盟会成立最初三年的会员名单,在19名浙江籍人士中,没有鲁迅的名字,不仅没有鲁迅,甚至也没有同盟会中大名鼎鼎的徐锡麟,没有大名鼎鼎的陈其美,没有我这篇小说的主角王金发。此会员名单的真实性不用怀疑,但是显然有差错,至少说明当时有些马虎。这马虎当然也和当时的白色恐怖有关。革命成功以后,仅凭自己是同盟会会员,便可以大肆吹嘘一通,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前,这可是掉脑袋的罪名,名单若是落在清廷手里,捕快按图索骥,后果将不堪设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除了这个粗疏的前三年会员名单之外,后来四年的详细名单,都非常令人遗憾地被销毁了。
再也没有什么比冒充同盟会会员更容易的事了。鲁迅所以不曾说自己是会员,和后来有太多冒名的招摇撞骗有关。同盟会本身有其不严谨的地方,它的成员大多来自兴中会、光复会和华兴会,作为光复会成员,鲁迅理所当然地可以算做是同盟会会员。但是鲁迅羞于写文章讲述自己的革命历史,他觉得自己的革命历史没什么可说的。和那些功名显著的革命党人相比,鲁迅的作用实在微乎其微。他对日本友人增田涉说过,革命党人曾令他去暗杀,他犹豫了一下,说:“我可以去,去了可能会死,我死了,丢下母亲,怎么办?”面对鲁迅这样的孝子,革命党人很失望,只好说:“你既然担心死后的事,就不用去了。”鲁迅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许广平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了鲁迅曾说过的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鲁迅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价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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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不仅变换了自己的角色,而且有一个最大的疏忽,这就是竟然没有提到,在他去横滨码头接同乡的十多人中,有王金发。由于王金发在《范爱农》的后半部分,屡次被当做一个重要人物提到,鲁迅不提他在自己所接的人当中,是有意遗漏,还是真的不知道,这一点有待于新的史料证实。根据目前的史料,王金发在这十多人中,应该确凿无疑。这十多人,可以查出名姓的是,徐锡麟的侄子徐学舜、弟弟徐学麒,以及龚味荪、陈魏、陈伯平、马宗汉、沈钧业、沈乐年、范爱农、王金发。说起来真可笑,我要写的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孔武有力、性顽梗好弄的王金发,竟然也会是鲁迅感到生气的“鸟男人”之一。
前面已经说过,因为有了大同学社,嵊县的革命党人已经组织起来,但是格局很小,仅限于在小小的嵊县范围内。这时候,徐锡麟突然出现了。他的出现,使原来很小的格局一下子打开了。全国范围内的反清秘密活动,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新的大联合正在酝酿。1905年初,作为光复会的重要人物之一的徐锡麟秘密来到嵊县,他此行的目的十分简单,就是招兵买马。这次秘密来访的结果显然很让徐锡麟满意,事后他对知友说:“游历数月,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俊民数十,这数十人中间,当然王金发是很重要的一名成员。
由于徐锡麟的缘故,王金发参加了光复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真不要小看了区区数十人,几年以后,东南数省乃至全国,闹得天翻地覆,就和这几十人的功劳分不开。在境界上,徐锡麟比谢震更高一层,对于王金发来说,谢震只是益友,徐锡麟则是良师。1979年版的《辞海》上,关于徐锡麟的词条是这么撰写的:
徐锡麟(18731907)近代民主革命烈士。字伯荪,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游历日本。次年在上海参加光复会。1905年在绍兴办大通学堂。倡体育,讲武事,以积蓄革命力量。次年,为在清政府内进行革命活动,捐资为道员,赴安徽试用,任巡警处办兼巡警学堂监督。1907年与秋瑾准备在皖浙两省同时起义。7月6日在安庆枪杀清巡抚恩铭,印发《光复军告示》,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军械局。起义失败,被捕后英勇就义。
《辞海》上的人物词条一向言简意赅。当我们对徐锡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以后,再进一步的描述便容易得多。1905年初,徐锡麟在上海有一个阔亲戚叫许仲卿,此人也是光复会会员,捐了5000大洋给徐锡麟。许家在上海南京路这一黄金地段上,无意中置了10亩地皮,上海市区迅速发展,地价飞升,他们家顿时成了巨富。徐锡麟以绍兴各学校兵式体操需用为理由,用这笔钱在上海购买了后膛九响枪50支,子弹2万粒,经绍兴知府熊起蟠批准,领了公文护照,明目张胆堂而皇之地经杭州,过钱塘江运回绍兴。这批枪支弹药是革命的本钱,有了本钱,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王金发积极参与了创办大通学堂的工作。徐锡麟是创始人,王金发既协助创办,同时也是第一期学员。大通学堂的全名,是“大通师范学堂”师范两个字带有明显的掩护色彩,因为这样可以麻痹清廷的耳目。在课目设置上,特设“体操专修科”公开招收各府各县的俊民入学。在第一批学员中,嵊县那二十几人成为骨干,王金发因为会射击,又当学生,又当教师。大通学堂在同盟会成立的第二个月,在绍兴古贡院豫仓正式开学,它很快成为培养革命人才的摇篮,成为联络会党的秘密基地,为浙江安徽两省输送了一批又一批高质量的反清志士。那时候的学制,不像现在以学年计算,而是一期接着一期短训速成班的形式。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大通学堂办得轰轰烈烈之际,王金发又追随徐锡麟去日本学习军事。
辛亥革命前,既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同时也是浪漫主义大放异彩的年代。在这一代反清义士身上,充满着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徐锡麟创办了大通学堂以后,光复会的领袖们很快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这就是通过捐官,出国去日本学军事。所谓捐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花钱买个官当当。于是徐锡麟的那位阔亲戚许仲卿,又一次为革命作了巨大贡献,他在捐了5000大洋买枪后,又拿出4。5万大洋,供徐锡麟等买官出国。有钱能使鬼推磨,清朝廷糊涂,日本人也糊涂。徐锡麟捐的官是道台,相当于今日的厅级待遇,陶成章低一级,捐官知县,是处一级,王金发更低,是都司衔,算是科级干部。徐锡麟和陶成章填了步兵科,王金发则是填的体操科,大约是钱花少了,级别太低的关系。
花钱捐官听起来总有些骇人听闻。通常情况下,见到这个词,首先想到的就是腐败。类似的故事,在晚清谴责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节目,还报道过山西某县长卖官一事,有人买,才会有人卖,反过来,有人卖,自然也会有人买。王金发等当时的捐官,究竟怎么回事,现在已经弄不清楚。不过他们的行为,多少也能让我们明白另外一些事,花钱捐官,不一定都是坏事。关键牵涉到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当官,动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