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熟悉,范爱农和王金发还有一段同船的经历,且都是徐锡麟的学生。从目前可以查到的资料看,不知道他们当时说了些什么,唯一可以留给人们谈天的材料,是范爱农看着王金发的光头有趣,毫不客气地上前摸了摸,说:
“金发哥哥,侬做都督哉!”
王金发当时很窘。刚做了官的人,有时候非常想见熟人,因为唯有熟人,才能想到你是混阔了。有时候也怕见熟人,因为熟人最知道自己的老底,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自己混得再阔,你还是你,有些事永远改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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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发当绍兴都督的功过,是他最引人争议的一笔。毁之者,一味恶毒攻击,誉之者,找出种种理由为其辩护。为了写这篇小说,我重新系统地阅读了一些书,获得的印象是,对于王金发,过去的评价,毁超过了誉,近年来的评价,却是誉超过了毁。所引用的都是差不多的材料,区别只是在于解释。鲁迅仍然是必须被借用的,毁誉双方都能在鲁迅的著作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王金发遇难已经八十多年,事实上,他早就被人遗忘了。正像我在小说一开始所说的那样,王金发能在后来偶尔被人提起,还是大家读了鲁迅著作的缘故。
事实上,王金发只做了八个月的都督,而在这八个月中,他也不是一直留在绍兴。从1911年的11月,到次年的7月,在这所谓当绍兴都督的日子里,王金发曾数次离开绍兴。1912年1月1日,孙中山自上海抵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据说王金发应陈其美之邀,化装为“总统专列随员”身携双枪,暗中保护孙中山。沈鹏年所撰《孙中山和王金发》,记载了当时陈其美对邵力子解释这么做的必要性:
我们革命党惯用暗杀手段对付清廷的显要权贵,也要防止他们用暗杀的手段来伤害孙先生。有王金发担任秘密保卫工作,就可以放心了。
我不知这资料是否靠得住,反正从当时的旧报纸,如记载革命党人事颇多的《民立报》上,见不到王金发在随行人员名单中。既然是化装,自然不会在名单上了。王金发屡次去上海是无疑的,否则,发生在1912年的陶成章被刺案,就不会和他有丝毫的牵连。王金发在陶成章遇刺前两天,曾在上海的汇中旅馆饭厅和陶见过面。这次见面时,陶成章告诉王金发,自己拟入广慈医院治病。两天后,陶成章在广慈医院被刺,王金发因此也背上了黑锅。其实王金发屡去上海的真正原因,是想和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因为此时革命虽然成功,但是革命的成果并不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
王金发的绍兴军政分府,虽然只管辖府属八个县,客观上起着和在杭州的省都督府分庭抗礼的作用。从一开始,王金发就没把不是革命党人的浙江都督汤寿潜放在眼里。以王金发的资历,一个省的都督位置,还轮不到他来做,不要说是他,就连陈其美,也只是挂名上海都督。当时的上海和今天的概念大不一样,属松江府,归江苏管辖。虽然都是都督,在性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陈其美在上海,王金发在绍兴,都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主儿。这两个人,一个在上海,一个在绍兴,遥相呼应,大搞独立王国,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嵊县文史资料》第八辑上,刊登了汤寿潜致王金发的一封信,注明日期是1912年9月29日。这日期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此时,汤寿潜已不是浙江都督,王金发也不是绍兴都督。正确的日期应该是1911年的11月16日,信尾的日期“九月廿九”是阴历:
季高仁兄大人麾下:
在杭得聆伟论,许为血性男子,恨相识之晚。司令部言,麾下愿往绍兴弹压土匪,画锦一行,便拟北伐,心焉壮之。一到绍城,即以军府闻,旋且以都督闻,初犹疑告者之过,今且接奉电告矣。下走无分寸功劳,且腼然而尸素于此,若麾下之劳苦功高,裂土而封,谁曰不宜。以怀负伟略如麾下,必不待一都督为重轻,且都督可也,因都督而越权限,窃以为过矣。浙江收入,悉抵洋款,盐茶局为收入一大宗,此款一经截留,彼族必来指诘,其时断非空言所能应,势必藉词干涉,是瓜分之端,自吾绍而开,且自下走所许之好男子而开,下走同为绍人,不敢不尽言以相告,无为此得小而失大也。犹记麾下濒行,以同为绍人之故,谆谆焉以尊重荣誉相勖勉。麾下岂不知都督之荣誉,远不如英雄之荣誉为尤大乎。里人来,盛传麾下遇卫士小有所扰于市间,辄枪毙之,执法之严,保民之切,所谓英雄者自宜如是。盐茶局票据簿册,似应发还该局,派员监督以促其进行,防其混匿则无不可,尚有存款,除扣下五千元外,还祈照解省城。敢因麾下之严于卫士,而冀英雄决不严于人而贷于已,不辞饶舌而告前途之荣誉有信于都督者。愿垂意省览,惟亮察,不尽。
意城兄均此致意。
弟名正肃九月廿九日
重读这信,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此时的王金发,不过当了一个多星期的都督,无法无天,胆大妄为,已经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原信中,凡遇“麾下”这一敬称时,无不另行顶格。这真不像一个上级给下属写的信,正如汤寿潜信中所言,他于光复无分寸功劳,然而既然尸位素餐,已经当了浙江省都督,有些话却不得不说。光复以后,到处都是些自称“草”字头的人物“草”字头是革命党的另一种说法,汤寿潜活脱是一个受气都督的形象。好在他受气的时间并不长,当王金发在绍兴闹得越来越不像话的时候,他已经调到南京担任临时政府的交通总长。
据说孙中山从海外回国,陈其美曾电召王金发赴沪进见。见面时,孙中山想不明白,问王金发为什么宁愿去绍兴,不愿留在省城杭州任职。王金发愣头愣脑的回答让孙中山很满意。王金发说自己想在绍兴练兵,然后率兵北伐,灭此朝食,直捣黄龙。他一生的可爱,都体现在这莽男儿的“莽”字上面。孙中山称王金发为“东南一英杰”就是在这次见面时说的。不久,孙中山便任命王金发为北伐军副司令,这可是一个不算小的职务,由于南北议和,北伐并没有真正实施,王金发的副司令,也就是一个短暂的空衔。不管怎么说,在绍兴招兵买马,积极备战,这也许是王金发的初衷,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王金发很快就把自己说过的话,忘到脑后去了。
辛亥革命带有很强烈的速成性质。从日期上看,10月10日,武昌首义,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11月初,上海和杭州光复,11月6日,陈其美任上海都督,11月16日,王金发任绍兴都督,12月29日,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一个多月以后,孙中山辞职,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变化实在太快,半年前,由于黄花岗起义失败,革命跌入低潮,然而从低潮转入高潮,这中间连过渡都没有。革命成功如此容易如此省事,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只要清朝政府下台,革命党人和昔日的仇敌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王金发的练兵,准备北伐,显得毫无意义,也完全没那个必要,历史并没有为王金发提供带兵打仗的契机,像他这样善于冲锋陷阵的莽男儿,是否会成为一名卓越的军事指挥官,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被胜利冲昏头脑,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革命党的好心,给了坏人可乘之机。不要说是像王金发这样的草莽英雄,圣贤如孙中山和黄兴等杰出人物,对袁世凯的窃国野心,在当时也缺少必要的认识。孙中山就曾一度以为天下太平,亲自投身铁路考察,想以实业让中国迅速富强起来。许多革命党人自命清高,功成身退,羞于做官,干脆去欧洲留学念书。王金发当了都督以后,也颁布了许多改革措施,他是山大王出身,办起事来说一不二,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还有一招也让老百姓皆大欢喜,这就是开仓放赈,豁免一年的钱粮,减除苛捐杂税,饬令富商粜平价米,平抑市场粮价。此外,在杀人方面毫不手软,据说王金发先后杀了五十多个鱼肉百姓、反对维新的地头恶霸,其中有不少还是王金发亲手处决的。
王金发隆重公祭了徐锡麟和秋瑾等革命先烈,厚恤先烈家属,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王金发当年被迫逃进深山当土匪,如今衣锦还乡了,所有欠的旧账都一笔笔清算。那个对“秋案”应负责的章介眉自然不会放过,由于他已经先一步“咸与维新”伙同原知府程赞清搞了一个所谓“绍兴军政府”并自任治安科长,王金发便以“有要事商量”将章介眉诱至府衙门猝然逮捕。王金发显然喜欢戏剧性的场面,在逮捕章的同时,他派兵出其不意地封锁了章宅,然后调齐章告密的案卷,准备举行公开会审。在那段日子里,章介眉被戴上纸糊的高帽,游街示众,并让他跪在秋瑾烈士就义处的古轩亭口,在他头顶套上一只火油箱做的桶,边上放着棍子和小石块,供路人经过时敲打和投掷。
公审章介眉本来可以成为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公祭了秋瑾和徐锡麟两位先烈以后,人心都很激动,杀了章介眉,犹如大热天里吃一块冰激凌,既降温又解渴。杀了章介眉“秋侠虽死,亦可瞑目九原,含笑泉壤矣”在大家看来,章介眉是死定了,章介眉死有余辜。事实上,王金发一开始也打定主意要杀章介眉,这样的社会蟊贼,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严惩就对不起革命先烈。可是结果却出人意料,王金发似乎心慈手软起来,稀里糊涂地就把章介眉给放了。王金发不杀章介眉,是后人一直指责他的地方,鲁迅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了此事,很有些怪王金发徒有妇人之仁。落水狗不痛打,待一上岸,轻则洒人一身水,弄不好还会被他咬一口。事过二十多年以后,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鲁迅仍然愤愤不平地说:
终于将那主谋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
其实不杀章介眉,恰恰是当时最流行的大趋势。王金发在一篇告示中煞有介事宣布:“现在共和之局已定,断无再有反对之人。”这种糊涂思想,很自然地会导致轻敌的麻痹思想。因此不杀章介眉,不能仅仅看做是妇人之仁。王金发宽宏大量地说:“本都督推诚相见,无诈无虞,愿我同胞,共喻斯义。”王金发的用心是好的,革命的形势发展实在太快,昨天的敌人,转眼间都成了一条战线上的朋友,中华民国说成立就成立,大清朝说没影就没影。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纠缠在王金发脑子里拐不过弯来。杀一个章介眉,对于出身绿林大学的王金发来说,小事一桩,能有这个器量不杀他,还真不容易。有些资料把王金发刀下留人,看成是因为章介眉的能言巧辩,是他摇尾乞怜,蒙得王金发相信了他的鬼话。
依我的想法,王金发再糊涂,还不至于如此轻易地就上章介眉的当。所谓“际此光复,毁家纾难,我亦不辞,故罄我所有,以充军饷,以谋公益,以营秋社,均无不可”这番鬼话,打动了王金发的说法实是靠不住的。章介眉已是死老虎,他的那点家产,即使是不想交出来,王金发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将其没收。王金发当土匪的年头虽然不长,可是绑票勒索这些小伎俩,再熟悉不过。章介眉无论如何狡猾,都逃不出王金发手心。王金发放过章介眉,最重要的原因,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仅是王金发,所有的革命党人,都陷于形势一片大好的迷糊之中。同盟会的第二号人物黄兴,竟然特意派人从南京赶来说情。如果我们说王金发错了,那么就是说黄兴也错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不是王金发不想杀章介眉,而是革命党人的大多数,不想杀人积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