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近乎疯狂的好学神，给车间主任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车间主任是个留着络腮胡的中年人，他偷偷向我许诺，说一旦有了机会，就调我到车间办公室里去当技术员。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设想，如果不粉碎“四人帮”不恢复考制度，像我这样的书呆会怎么样。我想自己既然那么不安心当刨床作工，也许真会混到车间办公室里去当个技术员。不怎么说，我除了好学之外，在车间主任里，还是一个听话的大孩。我没有像别人那样，在学徒期间就谈恋，在停电的时间里喝酒，给车间主任起绰号，上夜班时在车间角落里撒。事实上，我比厂里任何一位上工大的青年工人都用功，都勤奋。我当时唯一的念，就是渴望读书。我唯一的念就是想当学生，像海绵一样什么知识都收，像向日葵渴望光那样渴望学习。据我当时的境，只要有可能，我会永远在夜校里读下去。

我现在给你三个约言。

我没有去找那位工会领导讨饶，也没有去吵架。讨饶和吵架都不是我的擅长。我知那位工会领导是个欺怕的家伙，只要送一包香烟，或是威胁要揍他一顿，他便立刻没有任何原则。事实上，工会领导一职，在我们那个200号人左右的集所有制的小工厂里，是个最不起的位置。而那个赶时髦办的工人大学，也没多少天就偃旗息鼓。剥夺我上厂工大的权利，也许是这位工会领导在自己的职权范围里，的最成功最有息的一件事。我的心在血，总觉得这是对自己很沉重的一个打击，但是事实证明并没有多严重。一个人真要想学习是阻挡不了的。对于我来说，失去同样意味着得到，既然厂里的工人大学没有我的份儿，我只有继续到夜校去寻找满足。那个时期，我几乎成了夜校专业，天天晚上都不放弃。从机械制图到古典文学知识，从解析几何到微分积分，从电工基础到机床维修到压原理，只要时间允许，什么样的课我都上。

接下来，又说了一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反正那位女士很不好意思，一个劲地打起了退堂鼓，后来两人就告辞了。第二天上班，工会领导在厂门等着我，看见我，气鼓鼓地丢了一句话：“你们家不就是有几本书，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没想到他会这样，无话可说，只有不理他。老实说，我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害怕过他，我只是从内心讨厌他。过去之所以借书给他，是因为我们家向来没有拒绝人的习惯。我的祖父总是教育我的父亲，永远不要拒绝那些向你求助的人，只要有可能，就不应该轻易拒绝别人。父亲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教导我的，这家教的直接后果，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屡屡让自己陷非常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其实拒绝也是一门艺术，一个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的人，永远也别想过上安稳的日。

在我当工人的那个年代里，所有的夜校都是免费的。那个年代，绝对不会一切向钱看。既然我在中学没有好好地上过课，那么为什么不在夜校中得到补偿？我对夜校情有独钟的重要原因，是即使在上夜班的日里，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请两个小时假，这假是法定的，是工厂里对要求上的青年工人的奖励。因为上了夜校，在应该上夜班的那一周里，我实际上要比别人少上12小时的班，这样的便宜不占白不占。夜校的生活让我到充实，让我觉得人活在世界上，除了守候在机床旁边，真是有许多东西可以学。当然，还有一个让我对夜校痴迷的原因，是我被排除在了本厂的工人大学之外。这件事，一度使我的自尊心大受伤害，每当我回想起来，心就到一阵阵发疼。

是谁谁谁的孙，谁谁谁的儿。这介绍不仅容易引起别人的反，而且也让我到别扭，到不自在。我变得十分，总觉得这介绍中，隐隐地包了指责我的不学无术。一个普普通通的无名之辈，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好，可是非要同时扮演名人后代的角，就要吃力得多。

只有未来——才是诗人的领域。

对苏教授的第一次拜访，纯属礼节的。我意识到他对我空的宏伟蓝图没有任何兴趣。我和我的书呆父亲一样，对苏教授本没什么了解，不过是泛泛地知他很有学问。作为一个刚大学门槛的年轻学，我对什么叫学问，还不清楚，事实是我们之间还不备对话的资格。在第一次拜访时，我们恐怕都没想到，在以后的十年里，我们的关系会如此密切。这不过是一次偶然的碰撞，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火，我们似乎都没有给对方留下太刻的印象。初次见面的一个多小时里，苏教授回忆起和我祖父有过的短暂往，说了一个关于我父亲小时候的笑话，然后就把话题扯开了。事实上，那天苏教授和我谈得最多的，是他的状况，他说自己可能已经冒了，说着说着，就接二连三地擤起了鼻涕。在十分钟内，他令人难以相信地连吃了三次药，每吃一药，都非常认真地向我说明药的名称和用途。多吃药肯定有副作用，年老多病又不能不吃药，他不厌其烦地解释着自己的两难境，说到后来，像玩杂技一样地向我举起了他穿着白棉袜的脚，在半空中摇着晃着，然后告诉我一个秘密，这就是人一旦老了，最先到的不安，便是火气不足。

自己无限地自己。

我知这位姓吴的负责人对我心存疙瘩，但是梦也没想到，他会如此赤地和我作对。自从我厂以后，这个姓吴的工会领导人，就没停止过向我借书。他借书从来不还，所谓借书，其实就是变相地要书。什么时候都有那脸特别厚的人，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年代里，我的家总是十分容易地就成为勒索对象，借钱不还是常事，更何况借书。尽我所住的房间里，堆满了书，但是我的父亲对自己的藏书，就像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一样吝啬。一而再再而三的有借无还，老实的父亲开始到忍无可忍，他很气愤我这个儿和他一样没息，一样弱可欺，为什么就不能堂而皇之地予以拒绝，为什么不能义正词严地说一个“不”字。

“你们要借书，先把以前借的书，还了再借，怎么样？”

从中开始，我的人生经验，差不多都来自书本。由于没有兄弟妹，父母常常要下乡验生活，我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书呆气。胡看书，成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分。我开始没完没了地阅读外国小说。我知了雨果、托尔斯泰、尔扎克，也知了海明威、萨特、加缪、堡、帕斯捷尔纳克。一叫黄书的内版，无意中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我对这些书之所以会迷，就是因为它们是非法读。这些书是以“仅供批判”的名目，由国家级的正式版社内版内发行，它们是毒草，然而正因为是毒草，像鸦片一样诱惑力也就越大。除了小说，我对诗歌也有些发痴，既看古典的唐诗宋词，也看外国人写的现代诗。一段时间里，我的脑里满了外国诗人的名字，什么洛尔迦、阿赫玛托娃、雅可夫斯基、尔蒙托，我对那些疙里疙瘩翻译过来的句，充满了莫名其妙的好，我总是很矫情地默默背诵着柳索夫的《致青年诗人》：

脸苍白目光如烧的青年！

工会领导的脸立刻很难看，他退了一步说:“这次我不借，你只要借给她就行了。”

我的秘密活动让我到自卑。虽然从来没有被人揭穿过，但总是有一犯罪的恐慌。我知自己这是不学好，是下，是心中的鬼在作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变得很恍惚，社会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仿佛跟我都没什么太大关系。我沉浸在个人的小秘密中，无论是邓小平山后的整顿，还是后来针对他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周恩来朱德泽东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逝世，甚至包括惨绝人寰的唐山大地震，都让我觉得自己永远是个局外人。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胡翻书，不是什么好事，因此为了督促自己，我开始没完没了地去夜校上课。我当时还未满18岁，是一个失学青年，夜校让我有机会向往着重新去一个好学生。在读中学的时候，从来没觉到学习有什么好，可是一旦走上社会，才知学生是多么幸福。

也许正是由于我们这一代人中间，有很多人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当时的社会上，有一大批像我这样削尖了脑袋，有什么书都想读的书呆。靠推荐才能去的工农兵大学生名额，显然不会落到我的上。我所在的工厂太小了，就算老天爷开，有了这样的好事，机会也肯定属于那些比我更有竞争能力的人。我在厂里没有什么后台，家成分仍然还有些问题，在夜校里待的时间越长，我上大学的望也就越，然而这毕竟只是一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就好像是上了电影上的人一样。社会上传着如何获得工农兵大学名额的传闻，开后门已经成为一公开的秘密。一提到工农兵大学生，人们就不可避免地怀疑他有来，怀疑他是公社书记的儿，或者某某厂长的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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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守第三条：崇拜艺术，

请接受第一：别过现在的生活，

经过一段令人尴尬的沉默之后，我对苏教授说，今后如果遇到一些问题，可能会向他请教。苏教授没有接我的茬，我们的谈话简直就没办法继续下去。事实上，我还不知自己今后究竟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既然尚未形成，苏教授自然也无话可说。时隔很多年，重新回忆往事，我想自己当时一定有许多年少气盛的地方。我毕竟刚刚跨大学的门槛，在苏教授这样的大师面前，无论我怎么故作谦虚，仍然忍不住小人得志，仿佛“天降大任于斯人”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就真的寄托在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上。毫无疑问，我当时显然踌躇满志，一一脸大有作为的模样。为了摆脱冷场，我开始夸夸其谈，描绘自己今后的打算。书房里就只有一个沙发，苏教授客气地让我坐沙发，结果他自己便只好坐在写字桌前的板凳上。

夜校成了想上大学，却无大学可上的人的福地。不学了究竟有没有用，对于很多人来说，只要能有机会坐在教室里，重温学生时代的情景就行。学习成了大家的寄托，成了单纯的奋斗目标，代替了很多神上的东西。我忘不了恢复考的消息传开以后的动人情景，夜校沸腾起来，一时间，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惊呆，激动得都没办法继续上课，人们窃窃私语，对即将来临的考，作着想当然的猜测。上课铃已经响了半天，同学们还是不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围着兼课老师喋喋不休。兼课老师是一个着度近视镜的中年人，他不得不停止上课，也显得十分兴奋，和学生共同探讨考可能会怎么行，会考哪些课程。这位老牌的大学生，甚至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文化大革命”前的考。作为过来人，他几乎立刻成为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记住第二条：谁也别同情，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给人留下的印象，是读书不仅认真，而且勤奋。在车间里，虽然我和别人一样埋活，但是由于我常常利用吃饭和停电的空隙看书，人们便觉得我不安心于当工人。以类聚，人以群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的行为在旁人看来十分作。其实我当时的读书完全是盲目的，因为我的格内向，是一个羞涩的不善于和人打的小伙，读书只是我排遣无聊的一方法。记得那时候什么书都看，除了八小时上班，我的力都放在了阅读各不同的书籍上面。我的家环境，让我于一永远也不会到书籍匮乏的状态。由于我们家原来的住房，被造反派占用了一间，我不得不住在一间压缩了的书房里面。我的周围放着密密麻麻的书架，书架上放满了，多余的书就堆在地上。事实上，小小的书房里，除了我的那张小钢丝床，其他地方都是书。

结果是车间里所有报名的青工，都录取了，唯一的例外就是我。我不知应该怎么形容当时的心情才算恰当，才能准确无误地再现自己曾经有过的沮丧。事实上，那次落选的，在全厂范围里也就只有我一个人。记得当时人一下就了，脑里一片空白，最初的反应，是自己的名字可能被不小心地遗漏。我已经好了一切准备，甚至连教材都买好了，这样的结局实在乎意料。大家都相信这是个误会，开学那天，我还有些将信将疑，不死心地厚着脸去询问，答案是名额已满，我的睛不太好，没什么培养前途。不存在任何误会，我是唯一一名被刷掉的青工。工人大学是工会面办的，由工会的一位姓吴的领导负责，他敢敢当，自说自话地就把我的名字给画掉了。

第二章

我的兴趣不停地变换着，捞到什么就看什么，越是禁书越想看，越想明白为什么不让看。阅读不仅让我不再到孤独，而且还让我于自以为是的觉良好之中。我年纪轻，火气旺，力过盛，阅读量与日俱增。能读的书实在太多，越读书，越觉得自己还有许多书可以读。我与当时十分封闭和压抑的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老气横秋是免不了的，同时又有些自怨自艾，我觉得自己已经懂了许多事，然而还有许多事仍然一窍不通。我开始很猥琐地偷看一本《赤脚医生手册》，这本厚厚的书籍，是父亲准备下放去农村时买的，后来下放没有成为事实，这书也就被他忘却了。既然我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得到正常的知识，于是就恰到好地把这本《赤脚医生手册》，当了解女人的门教科书。

4

苏教授在很多年前，曾和我祖父共过事，有一度曾经看着我父亲成长，因此，我一旦踏苏教授所在的这所大学门槛，父亲首先想到的，便是如果我有什么困难，完全可以向苏教授请教。这一厢情愿的幼稚想法，颇有些像想学戏，就去拜梅兰芳为师，想踢足球，就去当贝利或拉多纳的徒弟，完全是自说自话，完全是想当然。老实说，隔行如隔山，苏教授究竟有多大的能耐和学问，父亲也不清楚。多年来，父亲仗着和苏教授原来就认识，又一直居住在同一个城市里，断断续续地有过几次接，而苏教授又因为祖父的关系，对他一向很客气，因此父亲只是凭直觉，认定我去麻烦麻烦苏教授，算不上什么太大的冒昧。

只崇拜它。不加思考，没有目的…

时至今日，我还是想不明白，当时为什么只是一个小小的厂工会领导，就会那么横行，就会那么让我们到为难。有人，你越是忍让，他越要攻，越是得寸尺。那时候毕竟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经过风雨见过世面，我父亲觉得也可以起腰杆回人，他决定不再借书给那位姓吴的工会领导。如果那天这位姓吴的工会领导，只是一个人上门借书，父亲的拒绝也许还不会引起太大的愤恨。问题是那天他竟然还带了一个女人上门，这个女人究竟和他是什么关系，我一直没有清楚。然而有一不容怀疑，工会领导想向这位女人证明，他和我们家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因此，他不仅自己要继续借书，还要让我父亲借书给这位神秘莫测的女人。这女人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学青年，正借调在机械局的一个什么写作班里面，她对我父亲很客气，言必称老师。我父亲犹豫了一下，用商量的吻说：

仅仅是阅读小说上的情章节，已经满足不了我的好奇心，文学作品中那些生动的情描写段落，开始让我到不安。我在这本印数极大的《赤脚医生手册》上，寻找着自从童年时，就困扰我的男女差别的答案。我总是很快地就找到“产科和妇科疾病”这一章。通过这一章，我不仅纸上谈兵地了解了女内外生的解剖学，而且还无师自通地顺带学习了有关接生小孩的知识。我像研究军事地图一样地琢磨着手册上的图，对照着带有阿拉伯数字的注解。我忘不了当时的惊奇，在接这本手册之前，我了解的女人，只是穿开的小女孩和断了胳膊的维纳斯。我记得自己曾经一度到很不兴，理由是女人如果真像手册上所说的那样，便有一说不的遗憾。

所有和考有关的课程，顿时价百倍，夜校在转间，顺理成章地成为考补习班。那些和考无关的课程，开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冷落，时间是那么的

苏教授说:“你知人什么地方最怕冷，对了，是脚底心。”

我所在的那个小工厂，在我厂第二年，办了一个当时十分行的“七？二一工人大学”这工人大学半脱产质，目的是为了提青年工人的文化技术。条件自然很简陋，在厂里胡找一间办公室，请一两个教师来上课。记得消息刚传来的时候，我非常激动，因为和夜校相比，这毕竟是一个更好的学习机会。一开始报名的人很少，人太少了，就没办法开课。为了促成这件好事，我心过度地在车间里活动，挨个动员同车间的青工报名。由于平时我和别人接很少，突如其来的游说收获不小，很多人觉得不妨给我一个面，反正是占用上班时间。报名之类的事情向来容易引起连锁反应，车间里有好几位青工公开向我许诺，如果我能帮他们写申请书，他们就报名。在短短的数分钟里，我用不同的字，一气写了四份申请书，分别签上那些青工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