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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授(5/10)

那么入耳,这位大胖子书记的话,很容易让别人产生别的联想。他的话很容易让人引起误会,这就是是否积极参与献血,将影响校方对一个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最终将决定一个人应该去什么地方。大胖子书记说完以后,一个瘦瘦的医生出来说话,他的风格和前者截然相反,他像哄小孩一样地哄着大家,一个劲地说献血怎么无害。过多宣传献血无害,物极必反,人们反而要在肚子里产生疑问。没人会相信献血竟然比不献血更有利于健康,人血不是水,大学生毕竟不是小孩子,光说不负责任的大话蒙他们显然不对。

班上的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义务献血,不能说都是心甘情愿,也不能说是因为担心不献血,会影响自己的毕业分配。有一点无可回避,这就是大家的心头,普遍地感到不太痛快。大家觉得应该换两个人来动员大家,换两个说话中听一些的人来,换两个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来。这是一个弄巧成拙的典型事例,大家想到胖书记和瘦医生说话的样子,就反感,就觉得自己受到愚弄。在中心血站,同学们高高地捋起了袖子,看着自己的鲜血流进针筒,不能不又一次地想到因为贫血而死去的马路。要是我们献的血,能把马路救活就好了。事实上,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贡献点血,真算不了什么大事,献血以后,每个同学都拿到了30块钱的营养费,在当时,30块钱也不是什么小数字,反正就要毕业了,留着钱也没用,因此大家一起去上馆子,痛痛快快地大吃一顿。

第三章

1

苏教授在我们大学三年级的时候,重新回到了中文系,这一年他已76岁。事实上,他已经在家赋闲了十几年,工资关系等等一直都放在历史系。中文系师生为他开了一个欢迎会,请他说几句,他的开场白,便是称自己为“出土文物”然后又即兴对“文物”二字,进行了一番考定。他笑着说,后世的人,一提到文物,就难免想到它是否值钱,其实今人所说的文物,和古人所说的文物,早就不是一回事了。今天的文物,是指那些遗留在社会上,或是仍然埋在地底下的历史文化遗物,是已经消失的往日的一部分。古人的文物,却是礼乐和典章制度的统称,他随口就举了一个例子,《左传?桓公二年》中有这么一句:“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苏教授总是出口成章,然而毕竟是面对着几百号人,场面热闹,很多人对他的话似懂非懂,只是从心里知道他很有学问。

那天苏教授的情绪特别好,大家起哄,要他表演节目。老师中有他昔日的弟子,便提议他来一段昆曲。苏教授也不推托,说自己嗓子不好,只能轻轻地哼几句,于是拉开嗓子就唱,有板有眼,而且声音并不低。同学们那时候还是第一次听到昆曲,都觉得怪怪的,一个个笑得十分开心。唱完了,一位教《欧洲文学史》的中年女教师站了起来,要求苏教授分别用英文法文德文朗诵雪莱的诗歌,说这是苏教授当年在外文系和同学们联欢时的绝活,话音刚落,大家热烈鼓掌。苏教授笑着说:“表演节目,应该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况且又是在中文系,老朽断无在这里卖弄洋文的道理。”女教师不肯放过,说不朗诵雪莱的诗,那就来一段莎士比亚的。苏教授拗不过她,于是当真又来了一段丹麦王子的自白。

联欢会以后,我和马路送苏教授回去。学校说好派小车接送,然而那小车就是迟迟不来,打电话去,说车早就出来了,可是一等再等,依然不见小车的影子。再去打电话,那边已不耐烦,说车子已经开出来了,什么时候到,跟他们没关系。苏教授在系办公室里坐了半天冷板凳,很知趣地说:“我走回去,这点路没问题。”说了,怕系领导不放心,又安慰他们“有马路他们送,就可以了。”那天苏教授的精神特别好,一路上有说有笑。从系里去他家也确实不远,苏教授走走歇歇,很快就到了。

苏教授回到中文系,发挥所谓余热,目的是让他挂名带研究生。系里有两位中年的副教授,看到这几年比较文学颇时髦,因此想开设比较文学专业,抢占这门学科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在我们读书的年代,教授还十分稀罕,副教授就算是有学问,不像现在,教授副教授甚至博导,多如牛毛。根据当时教育部的有关规定,副教授不能授予硕士学位,不能授学位便不能吸引学生,因为大多数学生考研究生,与其说是想多学一些东西,还不如直截了当地说是为了学位。这两位副教授是明白人,知道要卖出狗肉,必须先挂羊头的重要性,于是想到把早就退休的苏教授请回中文系,挂苏教授的牌子招生。以苏教授在学术界的显赫地位,他的招牌绝对有号召力。事实上,中文系的其他专业,也正在动把苏教授请回来的念头。

苏教授好为人师,在回到中文系之前,前去向他请教的学生,只有马路和我。即使他回了中文系以后,真正登门求教学问的也不多。这两位副教授捷足先登,联袂上门,慷慨陈词,好一番游说,苏教授禁不起诱惑,很冒昧地就答应了。然而结局却是大家都不愉快,因为双方为人处事的原则完全不一样。苏教授这人做事一向顶真,不明白只是让他挂名,和让他实际带研究生,是两回事。首先在录取上就有严重分歧,按照苏教授的观点,考研究生就得有研究生的实际水平,因此录取这一关马虎不得。其次读研究生,仍然应该是以打扎实的基础为主,不能急着写文章,急着发表那种半吊子的论文蒙人。这一年的比较文学专业,招了四名研究生,两名是往届的工农兵大学生,一名“文化大革命”前学理科的,还有一名所谓自学成才,是个作家,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是发表了一些有反响的作品,得过一个省级的文学奖,因此被破格录取。

苏教授在家里替这几位研究生上课,让我和马路跟着旁听。在一开始,这几位研究生和苏教授就有些格格不入,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只是本科生,不应该去蹭他们的课,让本科生和他们一起上课是看轻他们。尽管他们的平均年龄并不比我大多少,甚至比马路还小,但是他们很有些看不起我们的意思。他们嫌苏教授的讲课有些落伍,老是把别人当做了小学生,动不动就讲训诂,动不动就引经据典,天南海北没有任何重点。他们觉得苏教授太老了,对国外的最新思潮根本就不了解,对流行的现代派无动于衷,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极不尊重。最让他们容忍不了的,是苏教授坚决反对师生间的对话,他总是自顾自地说着,每当他的研究生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他便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事实上,苏教授压根就不赞成比较文学成为一门专业,他觉得比较是做一切学问的基础,把比较文学独立出来,有些莫名其妙。他身上有着太多老派的做法,不管学生怎么想,他要求弟子必须“恪守师承和博学多闻”先把老师身上的本事学到家,然后融会贯通,再去研究别的学问。

苏教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谈到做学问的基础,常常把扎实的基础比作旧时代的八股文。苏教授始终认为,八股文并不像后人所说的一无是处,没有一篇好文章。正像《儒林外史》上鲁编修曾说过的那样:“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文章,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反过来“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这观点有些迂腐,然而也不无道理。苏教授谈起自己的学问,言必称师承,情不自禁地就会说到,当年章太炎怎么说的,黄侃又是怎么说的,他提起那些往日的大师们,脸上总是闪烁着一种童真的光芒。他希望我们都能像他一样,把大师的精神发扬光大,在学问上能够更上一步台阶。

几位研究生听苏教授的课,精神总是集中不起来,尤其是那位作家,脸上屡屡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据说他喜欢开夜车写小说,写那种当年一度很流行的伤痕文学,有一次,在听苏教授谈屈原的时候,他竟然闭上眼睛睡着了。苏教授大为光火,喊他到隔壁卧房里去睡,或者是回自己的宿舍。苏教授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憋了半天,悻悻地说:“你既然不是做学问的料子,跑到我这来混什么?”那位作家很不好意思,脸上有些发红,嘴里嗫嚅着,谁也听不清他说什么。苏教授不依不饶,说:“有什么话,你大声一些,我快80岁的人了,耳朵背,听不见。”作家不敢吭声,其他的人也不敢插嘴。课于是上不下去了,苏教授不愿意继续往下说,我们很无趣地坐在那,等了好一会,苏教授说:“我刚刚说到哪了?”没人接他的话茬,苏教授又说:“你们都不在听我说什么,今天就讲到这,下次的课也不要上了。”

2

我是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考取了苏教授的研究生。这时候,苏教授的弟子,不仅多,而且杂。时间已经到了1983年,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社会风气似乎又变了不少。我留校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初出茅庐,还不够资格给学生上课,便当新生的辅导员。和我们当初上大学截然不同,现在的大学生都是应届生,他们是各个中学的尖子,个人履历表上,中学时代几乎是清一色的三好生。他们看上去都还像是毛孩子,一个个聪明绝顶,充满了灵气。和他们相比,我们当年都应该算做是老夫子了。

辅导员的主要责任,是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我的职权范围,也就是管管考勤,发发肉贴。由于我从小没做过什么官,在小学中学,在工厂,上大学,都是基本群众,当辅导员也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官了。我对学生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他们想怎么就怎么。我在读大学的四年里,从来就没有和辅导员打过什么交道,既没有麻烦过他,他也没有要求过我们什么,因此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也应该和我们当年一样,自己管理自己。这一年的辅导员生涯,实在没什么可以记录下来的,在前面的半年,我的精力放在准备考研究生上,后面的半年,我知道自己已经可以被录取,辅导员的工作想干也干不长了,系里不得不考虑物色接替我的人选。

我选择的方向是研究六朝文学。对于我来说,研究哪个朝代的文学都行,都差不多,说穿了,也就是一篇万把字的学位论文。我所在的这个学校,并不特别看重研究生的论文。述而不著,是这所学校保留下来的一个优良传统,或者说是我所在的这个系的老习惯。很多学校的研究生,早在读一年级时,就迫不及待地考虑论文怎么写,而在我们系的教授眼里,这是绝对的歪门邪道。按照苏教授的见解,研究生一定要写学位论文,本身就是一种有害无益的形式主义。研究生仍然应该以打基础为主,基础扎实了,才可以考虑盖房子,才可以考虑盖高楼大厦,冒冒失失就老气横秋地写论文,结果肯定是贻笑大方。

一段时间里,我似乎很得苏教授的器重,自从马路逝世以后,苏教授常常遗憾再也得不到像他那么肯用功的弟子。短短的几年中,苏教授便有了一大群弟子,各个专业都争先恐后地打他的牌子,然而他似乎也开始明白,自己作为招牌的实际意义,也就是让系里多招一些研究生。他并没有几位嫡传弟子,在联合招生的幌子下,他不过是那些副教授们招揽学生的商标。很多专业和学科的研究生,从表面上看和他都有关系,什么古代文献专业,训诂专业,前秦文学史,唐宋诗词,明清小说等等,但是实际的指导教师都不是他。苏教授再次成为万金油似的人物,给人的印象是无所不通,他甚至还要给中文系之外的研究生开讲座,讲述中国古代哲学,讲述流落在西方汉学文献,讲述汉唐职官考证。对于一个快80岁的老人来说,他显得有些精力过剩。

我在苏门弟子中显然比较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拜师最早,也不是因为年龄最大,事实上,许多比我年级低的研究生,岁数都比我大。我所以显得重要,是因为我追随在苏教授左右,做了许多辅助性的跑腿工作,这在当时难免引人注目。随着苏教授的名声越来越大,学校里想一睹他的风采的人,也越来越多,于是不得不一次次安排讲座,让本系和别的系的同学听课。这样的讲座,一般早在几天前,就在校门口贴出了巨幅的海报。苏教授总是坐在那讲,说到什么字,或者引用了某一段古文,某句古诗词,为了让大家都明白,得有一个弟子帮他写在黑板上,而这个弟子恰恰是选中了我。除此之外,虽然来回都有小汽车接送,但是必须得有一个人和司机联系,要算准时间,要事先知道教室,这种事同样也落在我头上。是苏教授给人造成的一个印象,这就是他在公开场合离不开我,我成了苏教授晚年生活中的一根拐棍,只要他在大众场合露面,通常也就能见到我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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