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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授(7/10)

不通的伪古文。辜宏在大陆一共只待了一个月,这期间,他还去了上海北京以及西安。他在我们学校的宾馆里,前后加起来也不过住了半个月的时间,如果说这半个月能向苏教授学到什么,那肯定是骗人的胡话。他是个道道地地的活动家,有兴趣的只是拜苏教授为师这件事,看中的是一块招牌,除此之外,就是顺带找个女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选中力翠华,也许他觉得自己光成为苏教授的弟子还不过瘾,一定要娶到了苏门的女弟子,才算功德圆满。从一开始,他就对力翠华大献殷勤,送化妆品,请她上高档的馆子,让她做游山玩水的导游。究竟是他追力翠华,还是力翠华追他,对于我来说,将永远是个谜。就那么极短的时间,就那么有限的几次接触,力翠华像演戏一样,突然向我宣布了她的决定。她告诉我,我们之间的那种关系已经完了,因为我们之间缺少真正的吸引力。她说,虽然我们已经觉得我们是相爱了,但是并不是真的。

“我们之间该有的事,差不多都有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一个字,有一个最重要的字,我们却从来也没有说过。”力翠华十分平静地说着,她的过分平静影响了我,以至于我也像她一样平静。我奇怪自己在当时为什么激动不起来,我明知故问,明知道她说的那个字是“爱”故意问她的说是什么。“这个字你没对我说过,我也没对你说过,你说说看,没有了这个关键的字,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难道仅仅就是同志关系,是共同学习的同谋,就是一去上图书馆,一起去查资料,然后做那件你一直想做的事。难道你就不觉得应该遗憾?”力翠华又一次犯了书呆子脾气,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号,这些问号归根结底变成一句话,那就是既然我们已不能真正地相互吸引,还不如干脆分开。

“我们之间究竟出什么事了?”我做出有些委屈的样子。

“问题是,我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出!”

力翠华在当时并没有告诉我,她已经决定要嫁给辜宏。她从来没有正面和我说过这件事。我无疑还蒙在鼓里,等到我知道的时候,生米早已煮成熟饭,想挽回也不可能。力翠华竟然中途退学,匆匆和辜宏结了婚,毅然去了美国。一切都像是在玩游戏,说变就变。我们已经商量好了,等我一毕业留校,分到了单间的宿舍,两人就去领结婚证书。我们甚至连生小孩的日子也安排妥了,那就是让她理直气壮地挺着大肚子,去参加学位论文的答辩。我们所有的计划都带着些书呆子气。为了写论文,我满脑子的六朝人物,力翠华满脑子的李清照,高雅得仿佛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人间烟火。我们的确从来没有用到过“爱”这个字眼,不知为什么,一提到“爱”字,我们就觉得它有些俗不可耐。

转眼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力翠华已成了一个孩子的母亲,丝毫也没有显得老,恰恰相反,她的脸色和过去相比,要健康和滋润得多。她的儿子是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喜欢坐在地毯上,专心致志地拼装他的玩具,那是一种很高档的玩具,只有从美国来的小孩才玩得起。由于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往事,我尽可能避免单独和力翠华在一起,然而我们终于还是有机会单独相对。生活中会有许多小插曲,有时候,一不留神,小插曲就反串成了主旋律。看得出,力翠华和辜宏在一起十分幸福,爱情,事业,富裕的生活,像她这样的女文化人所向往的东西,几乎都同时得到了。让我感动的,是力翠华对儿子流露出来的母爱,在和我说话的时候,她常常情不自禁地注视着自己的小孩,看得出来,她是那样爱她的儿子。爱一时间变得如此具体实在,我意识到自己面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力翠华,我深深地为她的爱所感动。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当年的确忘却了爱,在恋爱的季节里,我们做的都是和爱没关系的事情,真是太愚蠢了。

第四章

1

我的学位论文题目是“六朝人物的状态”我读了许多这方面的书,由于想法太多,计划过于庞大,事实上到了答辩的时候,我的论文连一半都没有完成,结果只得从其中抽出一部分来应付。谁都知道我是苏教授的高足,是苏门弟子中的佼佼者,没人愿意站出来挑我的刺,无论是本校的教授副教授,还是从校外聘请的学者,大家都一个劲地说好话。由于我论文中的注释部分远远多于正文,而且有许多都是冷僻的典故,参加答辩的导师们盛赞我的考据功夫,说颇有乃师之风。他们一致认为,我的一条条注释,只要稍加发挥,对上一点水,便可以写成很好的文章发表。事实上,与其说他们在表扬我,还不如说在恭维苏教授,因为我的论文写作方式,完全是模仿苏教授,当然只是学了一些皮毛,可就是这些皮毛和花拳绣腿,虽然不能像苏教授那样笑傲江湖,但是也足以蒙人了。苏教授在论文答辩到一半的时候才到,大家热烈欢迎,然后安排他坐在一张巨大舒适的沙发上。答辩继续进行,有人提问,我侃侃而谈。苏教授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声不吭,既不点头,也不摇头。

苏教授对弟子要求很严,对外却难免护短。弟子有什么不是,他自己可以批评,可以挖苦和嘲笑,然而别人真提出一些意见,打狗不看主人,他的脸上立刻就有些挂不住。大家知道他这脾气,都不敢惹他不高兴,没人愿意和他这么个倔老人斗气找不自在。晚年的苏教授,在系里渐渐地表现出了一种不可一世的霸气。教授往往是越老越值钱,越老越有脸面,像苏教授这样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不用说是学校里绝无仅有,就是在国内同领域里也罕见。校方这些年来,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塑造着苏教授的权威形象,他被逐渐塑造成为国宝级的新闻人物,成为名震海内外的国学大师。“苏抑卮”已成为如雷贯耳的三个字,就连他的弟子也跟着沾光。

我亲眼目睹了晚年的苏教授在性格上发生的一系列的戏剧性变化。在一开始,他已经退休在家,孤傲寂寞与世隔绝,乐于教人却没什么人向他请教,每天靠吃一大把药维持生命。那时候,他的生命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只要有人肯虚心地向他求教,只要有人乐意想学点什么,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说上一大通话,举出一大堆甚至是毫不相干的例子。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好为人师诲人不倦,没有任何大教授的架子。渐渐地,他成了出土文物,成了国宝,仿佛枯死的老树四处发出了新芽。苏教授被越捧越高,越捧越忘乎所以,他开始喜欢热闹,喜欢各种名目的讲座,喜欢被采访,喜欢上电视,喜欢漂亮甚至并不漂亮的女学生。他喜欢听好话,喜欢别人当面吹捧他,晚年所有的毛病,都是越老越天真,越老越像一个小孩。在公开场合,他不仅爱出风头,而且越来越任性,常常让那些当面对他说好话的领导下不了台。别人越是让他,越是恭维他,他便越得寸进尺,越不知天高地厚。

苏教授性格的变化,折射出了一种社会风气的变化。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文凭热像病毒性感冒一样到处流行。女孩子谈对象,首选便是大学生,高考成为教育大合唱的指挥棒,所有的家长都期望自己的小孩,将来可以成为一名大学生。上大学成为一条通往成功的独木桥,大家挤在独木桥上,不是把别人挤掉下水,就是自己扑通一下扎下去。进入80年代中期,经商下海大潮如火如荼,但是丝毫不能改变人们对踏进大学校门的热情。和刚恢复高考那一阵相比,人们想上大学的念头有增无减,竞争的激烈程度更加白热化,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进入大学以后的学习风气,已经完全改变。书呆子似的陈景润,再也不可能成为大家效仿的英雄,对于高考刚恢复时期的大学新生来说,进入大学只是苦学生涯刚刚开始,他们失学多年,好不容易又一次逮到了学习机会,仿佛没见过钱的穷人,好不容易发了些小财,很自然地会过分珍惜,不用功也得用功。对于后来那些直接从中学考入大学的佼佼者来说,他们身经百战,过五关斩六将,从题海和没完没了的考试之中,杀出了一条血路,这些人一旦进入大学,像开国功臣一样功成名就,激烈的竞争仿佛已经到了尽头,苦学也就随之结束。

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傻想,从恢复高考的70年代末,一直到80年代后期,如果大学里的风气一成不变,如果大家始终能像上大学时,或者上大学前,那样用功,那样保持苦学状态,结果又会怎么样。校风真是变了,晚自习时,教室里空荡荡的,熄灯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跑到厕所里去用功。除了想继续考研究生,想出国留学,还稍稍地花死工夫读些死书,现在的大学生远比我们当年潇洒,远比我们更懂得怎么享受生活。他们不仅占着年龄上的优势,而且对社会的认识也比我们成熟,更比我们深刻。他们知道人生很丰富,知道自己有许多事情可以做,知道什么好事都有名额限制,世界上有许多陈景润似的人物,能成为代表的总是极个别。学生和学生不一样,教师与教师也有着严重区别。和苏教授形成尖锐对比的,是那些已经五十出头、直奔六十的中老年教师。这些人一般都是副教授,学校里有一大批,一个比一个寒酸,一个比一个潦倒。他们的工资不高,住房条件极差,家庭负担却特别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与他们总有一段距离;和老的相比,他们太年轻,和年轻的相比,他们又太老。

苏教授曾经非常形象地举过一个例子,说自己是“三千宠爱在一身”各个大学里,像他这样老牌子的名教授,差不多都是硕果仅存。物以稀为贵,越少越值钱,无论给他们什么样的荣誉,都没人气不服站出来较劲。他们的地位日益提高,与其说社会开始重视他们的知识和学问,还不如说社会开始有意识地推崇他们的身份。他们成为高级知识分子受到良好待遇的典型,成为象征学校实力的花瓶,成为太平盛世里的一个小摆设。人们总是习惯于锦上添花,因为雪中没有那么多的炭可以送,学校里盖了最高规格的教授楼。在苏教授的晚年,他总是不停地折腾,隔几年就搬一次家。尽管苏教授对更高规格的住房没什么要求,但是没人敢僭越住比他还好的房子。只有让苏教授搬进了好房子,别人才可以跟着水涨船高,使自己的居住条件也得到改善。劝说苏教授最后一次搬家,差不多成了系里重要的攻关项目,分房小组好话说尽,最后只差跪下来哀求。

2

苏教授在我研究生即将毕业的时候,才正式成为博士生导师。早在前两年他就应该是,但是由于他坚决不肯去体检,结果就为这点小别扭活生生耽误了。说起来真好笑,晚年的苏教授经常表现出一种小孩子般的倔强,他常常产生一种很可笑的逆反心理,故意和别人对着干。根据国家教委的规定,博士生导师在正式任命之前,必须经过身体检查这种形式。换句话说,从理论上来讲,一定要有了足够的健康证明,似乎才能担当培养博士的大任。苏教授的晚年,离不开大把地吃药,然而坚决反对去医院,无论别人怎么解释,一次又一次说明利害关系,苏教授坚决不去医院。

“我的身体没什么问题,要是你们不相信我的话,偏要相信医生的一纸证明,那我也没什么办法。”

苏教授把前来劝说的系主任,像撵淘气的小孩一样轰走,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给我们讲课。苏教授总是十分地陶醉于自己的这种任性。他总是要让我们这些弟子觉得,一个人真有了学问,就有了威风和尊严。谁也没想到会在体检这种小事上动真格,苏教授不让步,博士生导师点就果然批不下来。事情就这么僵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博士点是学校的大事,关系着学校的地位和名声,系领导特别重视。等到下一次机会来临,系里不想由着苏教授的性子胡闹,玩了个小滑头,也不说是博士生导师体检,只说这次全校的教职员工,不管男女老少,一概都要体检。理由是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全校突然死了四位中年骨干教师,为了对知识分子的健康负责,学校医院要开展防患于未然的全面检查。

在四位教师中,最年轻的刚满40岁,最年长的也不过才57岁,由于死亡的时间过于接近,其中还有两位是在学校医院咽的气,当我陪同苏教授去医院体检的时候,整个医院都在谈论这些事。很多人都在议论教师待遇问题,议论来议论去,最后都怪死者太玩命,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身体。一位女医生用听诊器给苏教授听着心脏,一边听,一边还在和别人说话,说完了,便在体检表上签字。苏教授十分孩子气地看着女医生,想听明白她说什么,女医生让他看得不好意思,笑着说:“老先生,你再活20年都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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