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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授(8/10)

是有许多细节,仍然需要仔细核对。为了核对这些细节,我一次次地跑图书馆资料室,跑历史档案馆查阅文献。苏教授的口述自传和自订年谱,都是要在他死了以后才能问世,因此苏教授特别看重这两部书。为了写好这两部书,苏教授特地让我为他找到新出版的同时代人所撰写的自传,譬如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自序》、钱穆的《八十自述》,以及旧版的由王国维门生赵万里编撰的《王静安先生年谱》、章厥生的《天行草堂主人自订年谱》、梁启超的《三十自述》、钱钟书的叔叔或伯伯钱基厚的《孙庵老人自订五十以前年谱》、他的孪生兄弟即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的《潜庐自传》,还有吴芳吉的《白屋自订年表》等等。有些虽然知道书名,然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找不到,譬如《叶德辉自订年谱》,譬如姜亮夫先生编的有关章太炎的《章先生年谱》。苏教授有一个野心,想让自己留下来的两部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苏教授想留给后人的,绝不是什么个人私事的回忆录和大事记,他想通过这两部书,写出本世纪的学术思想史的演变。

从一开始,我就怀疑自己是否能胜任这项工作。由于苏教授对自己做的事情,永远不会满足,他的修改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我们总是处于不停地变化之中,苏教授沉浸在对历史的回忆里,他谈到了自己的师承关系,学术思想之由来,反复地谈到自己的恩师,然后通过恩师,再往前推移或者向周围扩展,拿自己恩师的学术观点,和同时代的知名学者进行比较。一般性地谈论,和用笔记录下来,有着本质的不同。平常讲课的时候,苏教授口无遮拦,兴之所至,对于前人对于同时代的人,该贬则贬,要骂就骂,然而真正落实成了文字,不得不有所收敛,一收敛,想说的话就打折扣,这样又觉得太不过瘾。他一再向我表示他的心愿,这就是既要为贤者讳,又要维护真理的严肃性。事实上,苏教授的为贤者讳,只不过是表现在对待自己的恩师黄侃身上,对其他的人并不客气,他的文风充满了一种煮酒论英雄的气概,指点江山,嬉笑怒骂,畅所欲言,也许这正是他坚持要在自己死后,才让两部书问世的重要原因。他坚信这两部书会让后人一直喋喋不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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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授一向信奉“治学先从继承入手”所谓“笃学而不趋新,征实而不蹈虚”20世纪的风气,就其大趋势来说,始终都在追求一个“新”字。苏教授受其恩师黄侃的影响,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对新文化中的前辈人物,如陈独秀,如胡适,以及鲁迅和周作人等颇有微词。在新派人士的眼睛里,苏教授完全是不折不扣的遗老遗少似的旧式人物。他自己对别人把他放在旧派的阵营中也从不反感,因为许多被新派人物大骂的顽固派,在苏教授心目中,始终都是有学问的大师。他终生敬仰这些大师,因此情愿跟在他们后面挨骂。有趣的是,苏教授似乎情愿自己落伍,情愿自己不合潮流,在做学问的几十年里,他骂不还口,懒得和别人斗嘴吵架,从一开始,他坚持的原则就是惹不起、躲得起。

苏教授生于1905年,他的祖父是前清的官僚,当过两江总督一类的大官。在和苏教授接触的过程中,多少能够感受到一点,这就是他对于门第颇有些讲究。他很在乎弟子的家庭出身,因为家庭出身往往决定一个人的性格和教养。苏教授的父亲是大清政府和民国初期的外交官员,自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长年出使在欧美。苏教授自童年起,在中西文化方面,就打好了十分坚实的基础。那时候,像苏教授这样的人家,教师都是请到家里来教的。最初替苏教授启蒙的是一位姓宋的先生,当时苏教授才三岁,学的是《论语》,每次讲四五句,方一上口,即能背诵。早在童年时期,苏教授就表现出了非凡的记忆力,到五岁的时候,读古诗,竟然能过目不忘,其祖父不相信,当场进行测试,结果老人家感叹不已,对这个孙子刮目相待,居然乐滋滋地亲自教苏教授作旧诗。

苏教授童年时期的另外一个神话,就是他过人的学习外语能力。最初教苏教授英文的,是一位来自南洋的华侨,这人几乎不会说什么中国话,那时候苏教授大约7岁。苏教授的父亲长年留洋,娶的一个姨太太在国外待久了,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这位姨太太自己没有生育,于是视苏教授如己出,因此在一开始,苏教授就等于有了两位英文教师。在民国初年,苏教授的父亲一度赋闲在家,经常有些相识的洋人前来做客,他自己虽然在国外待了许多年,洋文却不过关,除了些日常用语,其他的要靠姨太太在一旁当翻译。苏教授屡屡被放在这样的场合里进行锻炼,小孩子没什么顾忌,也不知道难为情,对话的能力神速进展。到13岁的时候,苏教授被送往上海的教会学校读中学,他和那些在华的洋人子弟一起读书,语言上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他不仅能说一口流畅的英文,而且已经开始学习法文。

通过协助苏教授撰写自传,我有机会比较详细地了解他的生平。我知道了自传和年谱这两部书之外的很多事情。苏教授年轻时的学习条件,现代人根本不可能与其相比。我们今天常讲现在的中小学生学习负担太重,其实苏教授小时候,学习的负担又何曾轻松过。那时候没什么重点中学,上大学只要有银子就行,苏教授一生和清贫无缘,他常说自己的学问,都是用白花花的现大洋堆出来的。苏教授从小就习惯于自己被当做神童,他所处的环境,让他除了不停地学习之外,没有别的任何事情可以干。在上海读教会学校时,苏教授的祖父害怕他学了洋文,忘了祖宗的遗训,又特地在上海替他请了位遗老教古文做法,每周法定要听两次课。四年以后,苏教授中学尚未毕业,遵父亲的指示,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旁听,很快转为正式学生,然后又去了哈佛,受教于该校当时著名的学者白璧德教授。

苏教授在美国待了差不多六年,然后又去欧洲周游了两年,先后就读于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和伦敦大学。八年后他回到中国,从一个游学的公子哥儿,摇身一变,进入南京中央大学担任外文系最年轻的教授,讲授英文文法。也就是在这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又成为当时也在中央大学教书的黄侃先生的私淑弟子。早在出国前,苏教授就听说过黄侃的鼎鼎大名,那时候他的年岁还小,苦于没有机会结识,现在终于遂了心愿,并且十分后悔自己去国外浪费了八年时间。一位外文系的教授拜中文系的教授为师,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它意味着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一次战胜。虽然苏教授追随在黄侃先生左右,也就四年多的时间,然而这四年多的学习生涯,奠定了此后一生的努力方向。他对训诂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几十年一以贯之,在这门学科方面,深得恩师黄侃的真传。黄侃先生1935年秋天病逝,据说在晚年的弟子中,苏教授是侍奉老师最殷勤的一位,他当时不仅每日登门求教,而且亲自过问黄侃的生活起居。黄侃先生嗜酒,名士气很重,他的逝世和伤酒有关,苏教授力劝老师戒酒不成,每逢喝酒总在一旁把关,不让他多喝,为此屡被责骂,有时甚至当众被黄侃轰走,然而下一次酒宴上,苏教授依然如故。

多少年来,苏教授一直以博学卓识著名。在1952年以前,他始终是外语系教授,除了英文文法,开授的课程还有莎士比亚导读、英国诗歌、西方哲学的演变等等。很难说什么是苏教授的真正特长,外文系没人敢怀疑他的英文有任何问题,中文系的教授也从来不敢小觑他的国学,因为事实上,他厚实的国学基础,足以证明他绝对不比他们中间任何一位逊色。人们敢说他的恩师黄侃保守、顽固,却很少用同样的词汇攻击他。人们常说,苏教授所以胆敢不趋“新”不靠贩卖“新”的时髦来显示自己的学问,和他在国外期间见惯了太多的“新”有关。温故而知新,只有真正地了解了旧,才可能实实在在地理解新。苏教授这一生中,似乎只对做旧学问有兴趣,很难找到像他这样执着于死啃书本的学者,有关他如何用功苦读的故事,有很多生动的版本。譬如在抗战期间,他就住在图书馆楼上,在书堆里搭一个铺,每周至多下一次楼去讲课,连续有两年,吃饭用厕甚至敌机轰炸,都坚决不离开一步。天才常常是通过勤奋体现出来,学问之外的事情,很少有能让他动心的。苏教授不止一次拒绝担任系主任,无论是在外语系,还是后来在中文系,他对涉足官场不感兴趣。

苏教授唯一的一次出仕,是在抗战前夕,他担任了当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校长助理。说来很可笑,苏教授对于官僚,从来没什么好印象,但是对于仅比自己大了八岁的罗家伦却很推崇。有很多理由都应该让苏教授不喜欢罗家伦,罗家伦是胡适的学生,在“五四运动”时,是著名的学生领袖,曾先后留学于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而且和苏教授一样,也在欧洲的一些知名大学就读过。在历史教科书上,罗家伦被称之为国民党的政客,最后好像是客死在台湾,然而苏教授对他却从无贬词。苏教授始终认为他是自己所遇到的最想办一所好大学的校长。由罗家伦担任校长的中央大学,是当时国内最好的大学,所开设的学科、学生和教职员人数,以及年度经费,都相当于当时同样是名牌大学的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四校的总和。罗家伦的野心,是把中央大学办成美国的哈佛、英国的牛津、日本的东京大学,他的雄伟计划,不仅打动了对仕途不感兴趣的苏教授,而且让当时还很年轻的苏教授立刻走马上任,为实现这一理想奔走卖命。

担任校长助理的苏教授,为罗家伦贡献的第一个良策,就是将中央大学从市中心迁移出去。因为当时的校本部面积,只有300亩,很难有进一步的发展,参照国外的名牌大学,中央大学若想发展,必须从城市中突围,搬到空旷的郊区去。罗家伦十分重视苏教授的观点,让他率人立刻踏勘南京四郊,最后选定了中华门外的石子岗一带为新校址。这一带风光明媚,在二水三山之间,北面遥望紫金山,南面是当年岳飞大胜金兵的牛首山,东南面则是名为方山的一死火山,登高可西眺长江,又有秦淮河的一条支流从中穿过,山抱水环,充满了灵气。罗家伦对这一选择十分满意,新校址初次征收土地就有8000亩,并由教育部出面,聘请国内建筑方面的顶尖人才设计,可惜这庞大宏伟的计划,刚动工两个月,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展开,迁新校址的计划也因此夭折。

苏教授又恢复了做学问,他常说八年抗战,是自己当教授以后,面壁读书的第一个最佳时期,他所在的大学一路颠沛流离,西迁到了重庆。很多人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开始感到读书再也没什么用处,有的热血青年当兵去了,有的在鬼混,还有的去做买卖,剩下的也不肯太用功。苏教授当时有一句名言,这就是打仗乃是国军的事情,大学师生最好的抗日,就是埋头做学问,把学问做好,力争让自己的学校水平,超过日本的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能超过就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他的观点一时成为大学里的笑柄,进步学生一提到他,就嗤之以鼻。

4

苏教授在1952年高等院校大调整时,调到了中文系。据说当时外语系希望他走,中文系又不想要,弄得他很尴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苏教授以窝囊闻名,他之所以没有在历次运动中吃什么苦头,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他自从解放以后,一直老老实实,善于伪装,善于夹着尾巴做人。很多和苏教授共过事的人都觉得奇怪,一向城府很深的苏抑卮,怎么到了晚年,突然恃才傲物忘乎所以,突然把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1949年以后,苏教授就没摆过什么教授的架子,他显得与世无争,坚定不移地听党的话,像万金油一样被学校安排来安排去。在大家的印象中,再也没有比苏教授更容易摆布的教授,在过去的多少年里,总是组织上要他做什么,就乖乖地绝无怨言地做什么,从来不说一个“不”字。大家都知道他学问很大,但是他永远给人留下虚心的印象。大智若愚,他仿佛已经修行修到了家,一方面,深厚的学问功底,好像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另一方面,学问之外的事情一概糊涂,什么都不关心。他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永远唱低调,不管自己有多大的学问,对任何人都尽量保持着一种非常谦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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