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魏晋士子，陶渊明更具有一种清刚之气，劲键之骨，他不止在与统治者的完全对抗中体现了个体的崇高地位，而且还显示了一种精神对物质的高傲驶驾。

林雨堂先生曾在文章中写到；“陶渊明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不期然而然地浮上我的心头”“他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在那些较为渺小的诗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是今日真正爱好人生者的模范”“以陶渊明为例，我们可以看见积极人生已丧失了愚蠢的自满心，玩世哲学已丧失了尖锐的批判性。”（7）

较之西方，中国人有自己的传统道德风范与人格涵养，如果说，西方人重视功利的话，那么中国则更重视人自身的的修养，这种传统人格。由先秦诸子肇其始端，而后，代代相续，最终形成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质，中国人崇尚气节“士可杀不可辱”同时，中国人又安静自守，无论多么沉重的痛苦，都能将其淡化、消释，而在这方面陶渊明均有其典范作用，乃至于“不为五斗米折腰”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宣。”在某些场合下成为这两种人格的代名词。

封建社会抹杀人的个性，要求臣子仰人鼻息，然而生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文人和士大夫却又相当地保持着一种桀骜不训之气，这便是后代人性泛化了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自尊。李白“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高适“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之后的愤而挂冠，紧步陶公；汪元亮“遮莫貂禅贵此身，何如柴桑漉洒巾”的保持气节，这些都可视为陶公的风范自现。

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也引起了后世广泛的共鸣，高诵“大江东去狼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苏轼对陶渊明顶礼膜拜，曾作追怀陶公诗109首；政治家、诗界革命领袖黄遵宪将自己的诗集定名为《人境庐诗草》渊源何来？一目了然，后世仿其采菊、爱菊、寄喻南山，无非是对他冲淡胸襟的追仰。如果说，陶渊明自己没有勇气在人境中结庐，那么大多数的中国人，倒是在要境中结庐的。如果说，陶渊明是在庐山下采菊，那么，大多数的中国人，则是在红尘中“采菊”的。后世人将陶渊明作为自己的风度展示，但在实际生活中付诸实施却有种种困难，把山林隐逸贯注到现实的物欲世界中来，一面进取，一面逍遥。他们把山林隐逸的恬淡自守，调到一个合适的度，无论成功或失败，都努力保持心理的平衡，保持一种宁静与自得。具体的说，这就是进取中节制过分膨胀的欲望，万事看的淡一点，。同时，要超脱，自行消释掉失败的忧伤与颓废。陶渊明那种淡泊自守的精神，赢得了朝市中形形色色人的真心赏会。那是因为，人们需要它，需要它来熨平异化社会的种种心灵创伤。他们需要这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山林隐逸精神，需要这种闲淡、潇洒，来消释掉痛苦、矫正失重的心，所以，千千万万和陶渊明性格迥异的人，一面舍不得功名事业，要在人境中结庐，一面则淡化争斗的烦扰，力图“无车马喧”，陶渊明自己虽没有作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倒是让后世人真正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