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办公室人脸，知审片结果很不好。大家不好跟我转述最狠的话，只说已经这样了，你就把结尾再录一遍吧。

每天节目结尾主持人都要评论，我别扭坏了。我原来里胡哨的文艺路，肯定是不行的，节目的习惯写，我又写不来。一遍又一遍，都过不了关，到后来有一次没办法，白岩松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

大家跟我聊，他只空问了两个问题：“你喜谁的音乐？”我好像说的是平克·弗洛伊德。他问：“华人的呢？”“罗大佑。”他没再问什么，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

第一期节目就是惨败。是关于剖腹产的话题，我自己联系好医生、生孩的人、社会学家，约好演播室，化好妆坐去，几位台领导正从玻璃外路过，看了一：“有像小敬一丹。”陈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就代表认可啦。”

我见惯了人，他这儿弱几乎让我激。

里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刚来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最后一排边上。崔永元回看见我，扶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第一排正中间他的位上，他当时连我的名字都不知。

陈虻这次答得快：“钱。”

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下去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个更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那么这个观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

“哦，陈主任原来只认识钱。”

我在台里新朋友不多，史努比算一个。那时候好像就我和他单，办公室雷还想撮合我俩。我看他一，年岁倒是不大，但长得吧…他自己说早上洗完脸抬看镜，差喊“大爷”有一次在地铁，他死盯着一个姑娘看，最后那姑

那几年评论的内年会，看崔永元主持是我们的狂，看他在台上手挥目送，戏谑风人，逗逗女同事，拿领导开涮。也就他能修理陈虻，说：“陈主任站起来。”

白岩松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估计他心里比谁都难受。有次我穿印纱裙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

“再给你一次机会。”他说“这些字里你认识哪个？”

他是这样的人。有个场合，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敬酒，他来了，在饭桌边坐下来，什么也没说，但谁都不敬了。

年会的晚上有人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谈。”我一去，一屋男同志，像面试。后来才知，白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

大家哨，尖叫。陈虻手扶着大刀也跟着乐。

现场采访只录了三十分钟，谈完剖腹产怎么不好，就顺利结束了。那会儿我不把电视当回事，在纸上编完稿，让同事帮忙剪片送审，自己去外地耍了。

正常方式回答你，还是少说少问为妙，免受羞辱。他只说了句：“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个女搭档。”

放假回来，在办公桌上挂只大画框，是在西藏拍的照片，还个瓶，了些草草。

小崔正是如日中天，可以“别一签字笔，揣一颗平常心，走遍大江南北，吃香的喝辣的”但他公开说，每次录节目，开场前心里焦虑，总得冲着墙向自己攥拳。

陈虻被群众打扮成日本狼人，冲天辫，重重叠叠好多层衣服，半天才撑着大刀勉站了起来，群众起一大哄，小崔伸手压住，指一指大屏幕上一堆怪诞字符，只有一个中国字是“钱”小崔说：“这些字怎么念，陈主任？”

我越听心底越冰，把结尾一改再改，但已无能为力。

陈虻踅摸了半天：“不认识。”

每次重录的时候，都得更半夜把别人叫回演播室，灯光、摄像后来已经不吱声了，也不问，沉默地隐忍着。录完，我不打车，都是走回去，一脚浅一脚，满心是对他们的愧疚。

“哦，陈主任连钱字儿都不认识。”

这就是他。

年底晚会上，同事模仿我，披条披肩，穿着跟鞋和裹小裙，两条纠结在一起坐着，把垂在睛上的发用手一拨，摸着男生的手，细声细气地采访：“你疼吗？真的很疼吗？真的真的很疼吗？”底下哄笑，都认同是对我的漫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