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她在厨房应。

“我要娶你。”

“滚。”

采访的时候她总冷眼看我，刚开机她就叫“停”

“你那个——”她指指我手腕上戴的很细一支的银镯子，我穿着白衬衣，想着没人会看见。“你不戴，没人不高兴，”她说“你戴了就可能有人不喜欢。”

我摘下，之后不在工作时候戴首饰。

老郝眼底无尘，她来之后，选题就更硬更难。我们去江西找个失踪的贩卖假古董的犯罪嫌疑人，深冬半夜，车熄火了，两人冻得抖抖索索，在后头推车，身上都是泥点子。满天星斗亮得吓人。找到嫌疑人家，一进家门，正对着桌板上放一个黑白镜框，是个遗像。

家属一摊手：“死了。”

这人是当地公安局长的弟弟，我们去了公安局。

局长戴一个大墨镜，见面寒暄，拿出上百万字文学作品集送我们，聊了半天文学，才开口说案子，说嫌疑人被山东警方带走了，再没见过，说可能在监狱里病死了。

我狐疑：“听说这人是您弟弟？”

他大大方方地说：“是啊，我大义灭亲，亲自把他交给山东警方的。”

我们打电话问山东警方，这死人到底怎么回事。人家根本不理我们。也是，隔着几千里，打电话哪儿成啊。

五个人回到宾馆，愁眉苦脸，像吃了个硬币。

老郝说：“我去。”每次，她决心已定时，都是嘴往下一抿，一点表情没有，眼里寒意闪闪。

她看了下表，没收拾行李，从随身小黑包里拿出个杯子，接了一杯热水，拧紧盖，插进侧包，下楼打车，三小时后到了车站，一跳上去火车就开动了。到车上打电话跟我商量去了找谁，怎么办。一个多小时后，电话没电了，突然断掉，不知道车到了哪儿。

我放下“嘟嘟”空响的电话。那天是圣诞节，手机关了声音，一闪一灭都是过节的短信，北京上海，都是远在天边的事儿，我对墙坐着，小县城里满城漆黑，无声无息。

满是霉味的房间里，深绿色地毯已经脏得看不出花纹，水龙头隔一会儿就“咔啦啦”响一阵子，流一会儿铜黄色的水。我在纸上写这件事的各种可能，如果真是局长私放了他弟弟，他会怎么做？…这样做需要什么程序，谁能帮助他？这些程序会不会留下痕迹？…我乱写乩画，证据不够，脑子里像老汽车一遍遍拿钥匙轰，就是差那么一点儿打不着火，又兴奋又痛苦。

不成，这么想没用。

我必须变成他。

我趴在桌上继续在白纸上写：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我会需要谁来帮助我？…我的弱点会是什么？脑子里像有灯打了一下闪，我打电话问公安局的同志，闲聊几句后问：“你们局长平时戴眼镜么？”

他犹豫了一下：“不戴”

挂了电话，我继续写：“见记者的面要戴墨镜遮自己的眼睛…是个写诗的文学青年…他的弱点可能是什么？”

我写：“意志。”

陈虻有一次跟我讲，日本横纲级的相扑选手，上台的时候。两人不交手，就拿眼睛互相瞪，据说胜败在那时候就决定了。两刃不相交，就靠意志。整整一天，我们没有出宾馆的门，敲门也不开，当天的日记里我写：“交战之前，明知他腰里有银子，但被衣衫盖着，不知道该怎么出剑，但经验告诉我，那就别动。风动，树梢动，月光动，你别动，就会看到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