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村民搬“但是搬哪儿去呢？”这妈妈问我。这个县城光焦化项目就四十七个，其中违规建设的有三十八个，符合环境标准的，没有。村里有个年轻人说：“不知，只想能搬得远一，不闻这呛死人的味儿就行。”

没人举杯。

“这还是河吗？”我问老儿。

“你的小孩送去了吧，在太原？”老儿悠悠地说。

村的土地都卖给了工厂，男人们不是在厂里活，就是跑焦车。王惠琴妈妈抱着一岁多的小弟弟坐在炕上，小孩脸上都是污迹。她不好意思地拿布坑沿让我们坐：“呀，不过来，风一，灰都来，跟下雨一样。”小孩一大，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常咳嗽。他妈搂他，说没办法，只能把窗关。

“不了那多。”

北厦有两层，阁楼不让上去，里锁着檀木大箱，说有鬼。我们不敢去，手脚并用爬上楼梯往里看一，老太照透了，都是陈年尘烟。小孩儿总是什么都信，大人说这房底下有财宝，我们等人中午都睡着了，拽着小铲，到后院开始挖坑，找装金元宝的罐。

黑大衣是工厂的人，我问他：“你不怕住在这儿的后果？”他说：“习惯了就行了，人的化能力很的。”我以为他开玩笑，看了看脸，他是认真的。

“你的孩将来怎么办？”

等我长大，研究大红梁上的金字写的是什么，我爸歪着一颗字一颗字地念：“清乾隆四十五年国学生柴思聪携妻…后面的看不清楚了…”

我小学时大扫除，用的大扫帚举起来梆梆，相当扎手吃力

一下雨就没法玩了，大人怕积的青砖院里老青苔了脚。榆木门槛磨得粝又和，我骑坐在上，大梁上燕一家也不去，都呆呆看外，外槐绿榴红，淋了更鲜明。我最喜那株石榴树，有时别人泼一在树附近，如果有皂沫，她不说什么，但一定拿小铲铲土把皂埋上，怕树伤着。

王惠琴家附近那条河叫文峪河。

“有人跟你提污染吗？”

王惠琴的村比我家的还早，赭红的土城门还在，写着“康熙年间”建造，老房基本都在，青砖雕繁复丽，只不过很多都塌落地上，尽化为土。

文峪河是汾河的支，我就在汾河边上长大。我当年城赶集的时候，圆髻上枚碧玉簪，簪上别枚铜钱，是渡船的费用。我爸年轻时河里还能游泳，夏天沼泽里挖来鲜莲藕，他拿筷，扎在藕里哄我吃，丝拉得老长。

老儿说：“这么下去治理不了。”

书记像没听见一样：“哪个国家不是先发展再治理？”

他说得很直接：“你可以把它叫排污沟。”河是黑的，盖着七彩的油污，周围被规划为重工业园区，焦化厂的废都直接排来。这条河的断面苯并芘平均度超标一百六十五倍。

“说实话，都吵环保，谁真敢把经济停下来？”书记推心置腹的气。

“要不要打个赌？”老儿提了一下一直没动的酒杯。

他一指背后各跟领导的合影：“没有，我这披红挂绿，还游街呢。”掌集团事务的大儿站最中间，着大红，被评为省里的优秀企业家。

一七八〇年的事儿，这位是个读书人吗？还是个农民，贩棉挣钱所以捐个国学生？…大人也不知，说土改的时候家谱早烧了，只留了一幅太爷爷的画像，他有微的颧骨。我爸这样，我也这样。

有个披黑大衣的人从边上过来，当着镜对着他说：“说话小心，工厂可给你钱了。”年轻人说：“那钱能什么？你病了谁给你治？”吵起来了。

晚上老儿跟市领导吃饭。

透明的小洼里来喝的蜂，小脚颤抖着轻沾面。他和我缩着探一探，适应一小会儿那黑暗，看到沿井挖的可站脚的小槽，底下，一又圆又凉的光亮。

“有钱就能治理。”

焦化厂的老总原本也是村民，二十年前开始炼焦。有几十万吨生产能力的厂，没有环保设施。

往外看，只能看到焦化厂火苗赤红，风一刮，忽忽窜，村里人把这个叫“天灯”这个村被五盏天灯围着。规定所有的工厂都得离村一千米外，但厂搬不了，离村近就是离路和电近——煤焦的比重占到这城市GDP的百分之七十——它要冲“全国百县”领导正在被提的关上。

他对着镜满腹委屈：“光说我环保不行，怎么不说我慈善啊？这个村里的老人，我每年白给他们六百块钱，过年还要送米送面。”他冷笑：“当儿都没有我这么孝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