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骂，而是──这是让我最难过的──所有人都认了。”

“怎么叫‘认了’？”我问他。他笑了一下：“我现在随便到马路上拉一个人来，你见到这个人，就知道他认了，从很深处认了。”

编完这期节目，老郝去游泳，说光靠目测泳池的浊度就超了标，她一扭身出来，找到前台。人家是老国企了：“我们这儿，只要进去就不退钱的。”

“找你们馆长来。”

“这两天机器坏了，正在修…”

“机器坏了你们还放这么多人进去？”

“把你的钱退你不就完了…”

她拿手机拨通了114：“喂，请问海淀区防疫站的监督电话？”…晚上还写了博客公开此事，写到“找你们馆长来”还问读者：“你能想象我的表情么？”

我乐了，因为老范在底下跟了个贴－－“我能”

我们这种多年压抑后激发出来的维权意识可能过狠了一点儿。有一天，张洁兴致上来说要军训。大家去找他，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不能不军训，搞点拓展也成啊。张洁是个一直对下属比较民主的领导，也是一个无敌大好人，大概这次我和老郝太不讲究方式方法了，领导有点下不来台，问有几个人像她俩这么想，在场的人都举手。

他说：“就没人赞成军训么？那个谁，你进来，你说。”那个谁把脚尖一踢，绷在空中：“我就喜欢在太阳底下流汗的感觉。”领导拧身出门，把门一摔：“就这么定了，训练的就是服从。”

两天后，一群成年人穿着迷彩服，站在盛夏的大太阳底下练向左向右转，我扎着一块鲜红的头巾，老郝在枪上别朵野花，我俩吊儿郎当地站着，把军体拳打得妖风四起。半夜还要拉练，让把被子打成豆腐块背在身上，我这辈子也没这么叠过被子，破罐破摔地坐在床上，被子往身后一堆，心一横等着来检查。

连长来了：“怎么没叠？”

我说：“不会。”

对方没不高兴，反倒乐了：“我给你叠。”

我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孩子气。张洁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只是喜欢那种整整齐齐的理想主义朝气，也只有他能容许我们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不满。但我还是忍不住写了篇文章，写美国有个新闻人克朗凯特，小的时候刚转学到一个学校。老师问：“二乘二等于几？”“四。”他很积极，第一次举手回答。

“不对。应该答什么？”

“四。”他肯定自己是对的。

“过来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想想正确答案。”女教师说。

他站在那里，穿着母亲为他准备的最好的衣服，面对着还没有认识的正在窃笑的同学们，试图忍住泪水。

下课铃声响了，教师问：“现在，你想出答案来了？”他承认没有。

她启发他：“应该这样回答：‘四，夫人。’”克朗凯特在七十年之后写道：“直到后来，这种特性才在我身上强烈地显露出来：我厌恶哪怕是最轻微的兵营式一律化的暗示…我一直在想，是否是这种独立的迫切性，促使许多人选择了新闻业这一行。”

老郝和我又出发采访全国牙防组被诉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