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便条就夹在我们的离婚协议书上，与一张票面为一万元的支票夹在一起，并是那同一支钢笔签的名。我心中涌起的不是谢，而是痛苦。我又被刺痛了。

妈曾说过我之所以这样拿不定主意，是因为五行缺木，因此就容易听人摆布，妈对此十分了解，是因为她自己也是这样。

而在我的心理咨询医师那里，则一心一意地提要找特德报仇。我一心想，先打个电话把特德叫来，把他请到一个上等尚的场所，如吉咖啡馆或罗刹利这样的一地方，在他津津有味地品尝了第一菜后，我便会对着他大声说，当着那些面的顾客的面，我要他的丑：“没那么容易，特德。你这个孬…”

我从这间屋踱到那间屋，每一样家摆设，都提示着我：哪些是在我认识特德以前买的；而哪些，又是在我们结婚后买的（这大多是些家）；还有哪些，是友人们送我的（比如有玻璃圆罩的、现在已经不走的钟，还有三酒，四只茶壶）；他自己买的，有供签字用的平版印刷品，史多班的晶草莓；还有一些我买的小摆件。

我依旧清清楚楚记得，去年，当他收到我这份圣诞礼时，是多么意外又兴。

但她那番话却讲得太

“上帝！别这么歇斯底里了，难你有过给不上麻醉而肢解的经历了？”薇弗莱说“要听我的话，脆就与他离了。令你如此痛心的，只是因为你了十五年后，才发现他原来是个如此不中用的，受不起挫折的窝废！听着，我明白你现在这心清。”

过特德。每一描述我以为都是真实的，至少，在我讲的那个时刻。

我默默地坐着，试图让自己的心来作判断，但后来我就发现，这样坐下去，坐不任何主意。我把支票和离婚协议书一古脑儿都收起，放在斗里，那里我通常只置放一些商家的发票之类留之无用、弃之不舍的票证。

就这样，我都不知我该怎样调整自己。这以后的几星期里，我一直在开列一张清单。

为什么他要把这支票与离婚证件放在二起？为什么要用两不同的笔？那张支票，是他后来加上去的？他在办公室里权衡了多少时间，才得这笔钱的数目的？为什么他非要用这支钢笔来签名？

“女孩就像一棵树。”妈曾经这样教诲我“你必须起，听站在你边上的妈的话，唯有这样，你才能长得壮。假如你俯去听别人的话，那你就会变得怄偻弱，一阵风就把你倒了。”

只见他借着圣诞树上闪烁的灯光，小心地拆开金的包装纸，然后转动着笔杆，仔细地从各个角度欣赏着亡，随后他吻了一下我额，说：“我只有在重要文件上签字时才用它。”他向我允诺着。

在我开始为书架的藏书列清单时，从中发现一封特德手写的信，实际上是一张便条。是匆忙用圆珠笔很潦草地写在他药方纸上：“在标有四个X之签名。”下面又是一行用钢笔写的：“附上支票一张，供你安家过渡之用。”

对我的朋友薇弗莱，我则说，我以前一直不知自己特德得有多，直到他伤害了我，我才发现，他刺痛得我有多，恰如我他得有多一样。那痛苦，犹如不上麻药而被人肢解一样。

与丽娜谈这事，我则认为，我最好还是与特德了，在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我发现，自己已不再留恋他了。而与他在一起，我反而迷惑不解了。

就这么向心理医师倾诉一番后，我便觉得从没有过的痛快。但两周的治疗后，我的心理医师似对我已厌烦了，只见他懒洋洋地支着下，有气无力地敷衍着我：“好了，我们下星期再考虑一下其他的治疗措施。”

过去的回忆，令我有如万箭穿心。我手持支票，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只觉得沉甸甸的。我怔怔地看着离婚协议书上的四个X，还有，那些草草地写在药方笺上的字迹，两不同的笔写的字，支票的开启日期。他写得很小心：“一万元整。”一丝不苟。

丽娜则气呼呼地对我说：“你说什么？你气了？你完全被他牵着鼻来摆布了，就这么离婚算了？哼，要我是你，我就去找一个名律师，让他，反正好好地让特德折腾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