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不知，如果是母亲回去看她们，那一切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我也无法想象，当我与她们相遇时，一切又会怎样！她们会踞着脚尖在机场上焦虑地观望着每一个下飞机的黑发，可我，一下就会认她们的。

我就会对她们说：“们，对不起，我是一个人来的…”然后无需我多说，她们就会明了实情了。她们会恸哭，痛苦不已，然后把我一个人扔在机场上回走了，我只得怏怏独自一人又登机飞回旧金山。

“不会的，”我妈说“我们全家人都没能逃这场炮火，除了你我。”

“可你怎么知？他们中也可能有人逃去呢。”

“你本不懂。”我说。

“可能在炸弹掉下之前，他们已离开了。”我说。

突然，有人在我们后叫着：“小雁，小雁！”只见一个老太太，提着只粉红的塑料袋，冲着我们大声叫唤着。我父亲盯着她看了半天，然后猛地像个小男孩样蹦了起来：

“小雁！”我的姑婆慈祥地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我父亲。

每逢这样的幻觉一现——她们的失望和沮丧，我总觉得受不了。我多次恳求琳达姨另外再给她们写封信告之实情。起先她不肯。

“我怎能跟她们说你母亲已死了？我不能这样写。”琳达固执己见地说。

“恨你？才不会呢，”她说“你是她们的妹妹，她们唯一的家人，怎么会恨你呢？”

“妈妈呢？”她们会笑着四下寻觅着“她藏在哪儿了？”我便只能摇摇，告诉她们妈妈并没有藏起来。

琳达姨被我说动了。她神情凄然地沉一下，就坐下了一个小时写了长长两页的信纸，我觉得我最惧怕的事，她已替我了，因此，当她把这封用英文写好的信给我时，我连读一遍的心绪都没有了，只是轻声向她了声谢。

即便没有化妆，这里的人们也永不会将我作为中国人接纳。我五英尺六英寸，比一般人要半，母亲说过，这像我外祖父。他是北方人，可能还有蒙古血统。“那是你外祖母亲对我说的，但现在也无法实，他们早死了。日本人打来时，一个炸弹掉在屋上，外祖父母、舅舅、舅母，全变成炮灰了。”

“，！”我会用蹩脚的中国话向她们招呼着。

“不可能，”妈几乎生气了“待我回到上海家，连房都没有了，只剩下砖木的框架…”

这时，她们会指着我边一个矮小的中国老太太——她几乎被淹没在一大堆行李之中，行李里满了品、玩、礼…“喔，那是妈妈吧！”

他们互相握着手——并不拥抱——只是地握着手：“看你！你都这么老了！”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泪，哭哭笑笑的。我咬着嘴努力不让自己哭声。

我嗫嚅着：“她们会认为这全是我的过错，我对她的去世毫不在心。”

窗外暮了，沿铁路路轨挤满了低矮的泥建筑：老旧的厂房，随后，轨像蛛网一样密集起来，只见窗外月台上，挤满了穿灰斜纹布西式外的人群，偶尔缀着几个鲜艳的影，那多为小孩，他们穿粉红、黄、大红或桃红的衣服，另外，就是士兵上的橄榄绿。最后火车到广州站了。

“对不起！”我对一个国人模样的旅客说“能告诉我，哪儿能叫到租车？”他只是咕噜了几句，听上去他像是瑞典或荷兰这一带人的音。

我拿护照和申报单，姓上面写着“吴”名字一栏上写着“”生地在国加州，1951年生。我曾怀疑海关人员会承认我与护照上是同一人。照片上，我着假睫，涂着膏和膏，双颊涂着弗洛杰的腮红。可现在的我，发汗涔涔地耷拉在额上，而且也没化妆。我没料到十月份的气温还会这样酷。

二

在海关的小房间里，一位女办事员查看了我的文件后，扫了我一，飞快地往文件上盖好印，严肃地对我，放我过去了。我父亲和我，走一个挤满了人和行李的大厅，四周哄哄的。

母亲。应该由你，把事实真相告诉她们。要知，这么多年来，她们一直梦想着与她重逢呀！”我想她讲得是对的。

“不懂什么？”她问。

“但我这样欺骗她们太残忍了，她们会恨死我的。”

他们的

火车还没刹车，人们已迫不及待地往行李架上取行李。顿时，我上沉甸甸的行李，晃来晃去，真怕给砸一下。这些行李箱，有的只是一只用绳捆扎好几的破纸箱，或者是满线的塑料袋，也有装满蔬菜、菇的。然后在你推我挤之中，我们脚不沾地地随着人移动，奇迹般地被送到海关的十二队伍之一中，这景象令我觉得自己似乎还在旧金山三十路公共汽车上。我立时就提醒自己：这是在中国。

“姑妈，姑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