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十来平方米小屋里。厂里每天都来人审讯。他们真有办法，居然在T市老刘哥哥家翻出一套他父亲做海军总长时穿的旧制服，还有旧军官照片，说老刘"企图变天"。都是什么年头了，老刘就是想变天，也不能穿这套清朝衣服上台呀。他们还逼我给溥仪写信，找他要旧照片，好拿这照片说明我们想恢复旧王朝，多亏溥仪回信说他没有这种旧片了，要不我们更倒霉了。他们就这么搞，想什么样儿就要搞成什么样儿。糊里糊涂的，觉得没活路了。可搞了一阵子，正提心吊胆的时候，又说问题搞完了。老刘的手表也发还给他。刚轻松几天，又反过来说老刘组织"裴多菲俱乐部"。

我不知道裴多菲是谁，我说裴多菲是外国名字，我家没见过这个人呀。后来才知道这是指反革命组织，搞政变。一下子心又提到嗓子眼儿上。

我和老刘是解放前到这厂子来的。那时这里很荒凉。我们这种技术人工资很高，没处花，经常凑一起玩玩。老刘好客，爱照像，滑冰，打网球，是个玩将；我爱唱戏，我俩又没有孩子，房子宽敞，那些工程师们差不多都住在"新村"常常到我家聚会，多少年一直这样，直到"四清"以前。"四清"一开始，大家就没心气儿玩了。可"新村"有个人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文革"一来他怕极了，就写张大字报说我们搞"裴多菲俱乐部"。这可是个不得了的大问题，从头整。

老刘害怕了，他这人胆子很小，总哭，哭得青光眼发作了。我一直拿他当"定心丸"，看他这样儿，我想我应该做他的"定心丸"了，就说：

"咱就像牲口，打倒了，还会再站起来。咱们不就在一块玩玩吗，又没做坏事儿，怕什么。"

其实我更怕，怕极了。总觉得比开始抄家那次可怕得多。那次是拿大棒子胡打，碰巧打上谁，谁死；碰不上没事儿，这-次是看准谁非弄死不可。我巴望这时最好有一个人闯进屋，一枪把我们痛痛快快全打死多好。

七月三日晚上，那天特别热，我和老刘乘凉刚回屋，一大堆人进来命令我俩坐到街对面去，互相不准说话。只听他们在屋里又抄又砸，，声音吓人极了，然后叫老刘跟他们走。

老刘忽然拉着我的手哇地哭起来，哭得特别难过，眼泪把我的手都弄湿了。哭着哭着他又怕我难过，就对我说：

"你放心，我们没什么事，弄清楚就回来，你要相信政策。"

我手里有把折扇，上边是我用毛笔写的毛主席的词《咏梅》。他说：

"你就把它给我吧！"

奇怪，怎么这会儿又来要我写的折扇？其实他当时心里有数，他明白自己是不可能回来了。我给他折扇时，他握了握我的手，握得好使劲——这是他用心握的。谁想到这次握手，竞成了永久的诀别！

他走了，我发征，发傻。那些人问我，

"你到哪儿去？""我不知道我怎么办。"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