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63号关人关得最多的时候，放不下了，他们在厂里又找到一个小仓库，准备搞个分号。叫来瓦工把这仓库也断成一个个小间牢房，都是双人床大小。一面六间，一面八间，后来他们发现瓦工们一边活一边窃窃私语，他们怕事情闹得过大，建好后一直没有使用。"

我家一连给抄了五次，整个屉的东西，多少年存的好东西，还有老刘的书，技术材料，日记，全给走了。老刘喜照像，照片特别多。所以抄完之后，满地都是碎照片。那些没抄家的女都围在外边往里看。我的脑袋木了，一听声音就害怕。随后我们就给赶"新村"。来辆车，叫我们带上吃饭必需用的锅饭瓢盆和被褥桌椅上了车。镜不许拿，说是"照妖镜"，被赶到一片中间的简易房前，可是那里的街代表来说，他们不要鬼蛇神，嫌我们脏。但他们把我们又拉下来批斗一番，再赶上车，最后一所破楼，名叫"垃圾大楼"，住在一

笔者这一判断，是从采写这两个女人的自述经历后的受得来的。可惜文字是无声的，无法传递她们诉说这段往事时，那令人凄楚血泪的心音。但究竟什么样的遭遇，过了二十年再回述时，依然如此激不平，有如控诉一般？

1968年48岁女K市K区无职业妇女

我丈夫老刘是机械工程师。从北洋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始终技术工作，可是他也不好，他父亲是北洋海军总长刘冠雄，旧官僚，这就注定我们是挨整重。

生死两茫茫

是用脚踩…有一次，看守叫那些被整的人斗他，这叫-老黑斗老黑。我亲瞅着他一条胳膊啷当着，像假的，样很怪。这人后来神经有不正常，屋里有屎有，极臭。看守叫我给他洗个，满全是黑泥痂！我这才发现，他那条胳膊原来是脱臼了。也没人给他治，一直到死胳膊都是啷当着…。"

我爷爷是郑孝胥，溥仪的老师，这你在《末代皇帝》里都看到了。我爷爷他一直跟着皇上，对家里的事很糊涂。我们这家，有什么事是不跟孩们说的，所以"文革"时追问我祖父祖母的事时，我怎么也说不清。

你别担心，我能说，那么凶的事情都经受过了，说一遍总能受得住。听说你来，昨天我把怎么说都缕好了，想了一夜，可现在又全了，可能会东一句西一句…我又有犯心了。

第二天他们又来了，又抄。我家住在"新村"，住的大多是厂里的工程师们，他们就把我们召集起来，去游街批斗。叫我们脖上挂个簸箕或小锅小盆，拿敲，一边说："我是鬼蛇神！"还把党委书记来，糊个大红纸伞，上边贴着我们的名字，叫他举着。意思是我们是他大红伞下保护的鬼蛇神。突如其来的，人全懵了，也没面可讲了，就这么难看地在大街上走。

"四清"时老刘就被关起来，后来说"洗澡下楼"没事了，接着"文革"就来了。来得太猛太凶，完全没有准备。突然一天，老刘厂里的工人红卫兵闯我家，好多人拿着大洋镐，把屋里的砖地、门外的台阶连屋全刨了。还拿刀把沙发全破，说找武。我家床板上有两个，是家里的旧床，从来没想过这两个哪来的，他们说是弹打的枪儿，向我要枪，要弹，真吓死人了。不知老刘犯了什么事，晚上老刘回来了，满屋七八糟。他安我说："很多人家都抄了，别怕。"我的心才定下来。我一辈没过事。我们两家是世，从小青梅竹，二十二岁时嫁给他；一直跟着他；只有他在边，我心里才稳当。

她俩，一个是死难者的妻，一个是从63号逃生来的经受过残暴的本人。

63号整死人的消息陆续传到北京，七0年六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和市革委会主任来到这个厂，说是视察"抓革命，促生产"各项工作。他们一定，63号开始悄悄放人。随后将这座历时两年残害无数无辜的窟，以清除旧厂房的名义拆除，夷为平地。窟除掉，影犹存。整人的凶手们长期通遥法外，官的官，升官的升官，这不过是变相的销赃灭迹罢了。63号的铁栏杆化为无形，更地禁锢着人们的心。直到文革结束，受难者平反昭雪，63号的主谋才被逮捕法办。但是法律只能惩罚罪恶，却不能医治受害的心灵。

甲："63号对外是绝对封锁消息的。从那里边来的人都被打怕了，谁敢说？说了就会再抓回去加倍挨整。在外边的人，路过63号都远远躲着走。有个人蹲在附近系鞋带，犯了嫌疑，就被抓去好打一顿。在我们这个二千人的大工厂中，63号是个可怕的谜，神秘的地狱，吃人的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