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不叫我去63号，都是交到专案组转给他的。我想，为什么偏偏他的工资一直照发，肯定他的问题比较轻，说不定哪天他又平平常常回家来了。这是当时最美最美的幻想了。

前后一年多，直到七0年春节过后，我去学校，一个老师问我："老钱有信儿吗。"

我说："没有呀。"

他挺神秘地低声对我说："我听说老钱死了。"

我说："不会呀，人死了怎么还发工资，不通知家属？我前几天还领了他的工资，送钱给他呢。"

我多傻，听了这消息我还不信，其实人死已经几个月了。我不信也有我的道理，此后厂里63号又来人找我要钱，要衣服，说老钱的钱不够用。我还把一件给老钱新絮的棉袄托他带去。照旧领他的工资，然后把一部分钱送到专案组，每次他们都收下了，如果他们的表情有半点犹豫，也会引起我的疑心。他们怎么能这样不动声色地骗住我这个可怜的女人！他们真是铁石心肠呀！你说说，他们接过我的钱时心里究竟怎么想的？

一过又三四个月，63号开始往外放人了。但放出来的人都躲躲藏藏，不敢跟人说话。有一次我在窗上碰到过一次刘工程师的爱人，她贴着墙根儿走，怕人似的，神情有点恍惚。我也不敢过去问她，怕给她找麻烦。我就等着吧；既然刘工程师他们都没事了，老钱肯定快出来了。

六月底的一天，厂里忽然来人，还有我们学校的工宣队的人跟着。他们的神气又平静又紧张。坐了一会儿才告我：老钱死了！

"什么时候？"我说。似乎还不信，可是声音全不是调儿了。"六九年十二月十七日。"他们说。我努力稳住自己。又问："怎么死的？"

他们不肯说了。只对我说："你丈夫死了，可问题还没弄清，暂时还不能平反。我们把他按工伤死亡处理，但你们家里的人都有工作，没有抚养人，所以什么待遇也没有。工资打今天起停发，到此为止。"

我说："奇怪了，我跟他从小认识的，两家是世交，又一块儿长大。大学毕业就工作，就这么点经历，还有什么问题没弄清。又是怎么死的，需要按工伤死亡处理？"但无论我怎么问，他们也不回答我。

我至今也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没哭没喊，我是应该大哭大叫的呀！我的老钱呀，你半年多就死了，怎么就没托个梦给我呢？难道你也和他们一样故意骗我，捉弄我，好突然来给我当头一棒吗…

这时，军宣队已经进厂。恰巧我女婿的一个老战友是军宣队员，他闯进63号才问出来。说老钱一次给四条绳子拴在手腕和脚腕上，拉在四个墙角上，吊起来打。那些打手们打完他就去喝酒，一帮人全喝醉，把他忘了，等酒醒了回来，发现他四肢全弯着，抽缩一起，摘下来一看，人已经死了。这就是他们说的"工伤死亡"！

封建社会里也不准私设公堂，当堂打死人县官也要革职。怎么能吊打死，半年多都不告诉我？怎么还能到我家里要钱要衣服？我一直告到市里告到北京，可无论怎么告，回答只是一句话："问题太复杂，很难解决。"等到"四人帮"完了，63号冤狱大平反，才知道"复杂"都是在上边。主谋和主凶抓起来，但究竟老钱都受过哪些整，究竟谁参与打死老钱的，没处再去问了。"文革"过去，家破的家破，人亡的人亡，所有债都记在"四人帮"身上，人对人又是笑脸，又都一个样儿了，哪里去找当初那些整人的人？除非他们自己有良心，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谁，天良发现，找到人家受难的去忏悔。我家里的人都是书呆子，不会去找，去闹，去争，只能把这一切，把含冤而死的老钱放在心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