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没有思想也就没有痛苦。

我不能落下这个细节，这很重要——从连队的大院里远望，有一棵枫树。它长在平坦坦的草甸上，周围没有任何别的树，只它一棵，也许因为它所的地势好，单独地生存下来。它又矮又大，由于太远，平时看起来模模糊糊；可逢到秋天，它红极了，像一束火把，非常引人。有时心情孤独，看它一，似乎就好受一些。它好像是一寄托，一期望。有的人心里有苦难言，就跑到那树下呆一会儿，静一会儿，哭一会儿，便会好些。于是人们说它能消解痛苦，非常灵验。我吗？我——今天我特别不说我自己。我只想说，近来很奇怪，我常常恍惚间想起这棵树来。我说不定哪一天我专为这棵树跑回去一趟呢！什么？你说我的圈有红？我昨晚又睡晚了。

我们有大块大块空白的时间，又寂寞又孤独，情便现了。连长像个封建时代的家，常常晚上到桥和去堵那些外散步的男男女女。有时还躲在解放牌卡车的车楼里，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但我们有一条由帐篷后面通往森林的秘密小路，是知青们恋的幽径。知青们都称它为"胡志明小"。这小弯弯曲曲穿过一片开的草地，还有许多小白桦树遮遮掩掩，又又静又神秘，许多知青把伴随着心灵颤栗的足迹留在那小上了。

那时我们的业余生活主要是批判会，这也是唯一的文化方式了。了一天活儿后，晚上就被连集中起来，搞大批判。对于我们来说，写大字报是练书法，写批判稿是作文章，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是唱歌曲；我们也写诗，当然都是要求写的了，绝对没有个人的诗句。尽这文化生活充满政治，但也可以人尽其才，一样得有声有势。我们是绝对不准看列和主席著作之外的任何书籍的。偶然有人从别的连队偷偷借来一本小说，大家都抢着看，但千万不能叫连队领导知。记得有一本外国小说《俊友》，莫泊桑写的吧，传到我手里是吃晚饭的时候，我瞪着一直看到夜里两，两半另一个知青就起来接着看。书的利用率可是极的。

我说艰苦，你别以为我们就会喊爹喊妈，叫苦连天。一次我们从山里活回来，车坏了，徒步走了一百多里路。路上渴急了，大伙就嚼树叶，我忽然看见地上车辙沟里积着一些雨，便趴下去，挥手轰走面上的一层小飞虫，去喝雨。我这个创造发明得到大家一致称赞，大家便都这样喝个痛快。嗓得到滋，便又唱歌又呼号又念语录，一鼓作气回到农场情绪依然十分涨。

我们的知青生活的重大转变是忽然现一个意外事件。一个老职工与一个女知青关系暧昧，他晚上控制不住，钻到女知青帐篷里，

职工搞个恶作剧，拿起洋镐对知青说："这镐刃上怎么有甜呢，你添添！"如果这知青傻冒，一添，就粘上了。再一拉，准掉一块。这时必须赶快到屋里去，叫别人哈气，帮助"哈"开。逢到"刮烟泡"——那雪后的大风，常常在风的地方把雪立起三米多，扰得周天寒彻，漫空迷雾，往往使人迷路。迷路的结果大半是把人冻僵冻死。

所以我一直是快乐的，意气风发。

在我来支边之前，还参加过动员别人队支边。记得我们到一个不肯放女走的"钉"家中工作。所用的办法是"熬鹰"，也就是白天黑夜不停地动员，说说，不让他们睡觉，直到把他们熬垮，同意了，上给他们办理迁移手续，这法真有缺德！记得这家该走的是个女孩，母女俩住一间平房。我们七八个人都挤在他们家，连缸边都坐上人了，你一句我一句直到夜，这母女俩就是不说话，我实在熬不住，不知不觉睡着了，天蒙蒙亮时醒来一看，嗨！被动员的和动员的全睡着了，东倒西歪，一片鼾声，大伙全垮了。当然，最终她们还是被我们征服。但我哪里会多想一想，主席的号召既然这么伟大，为什么又要用这制的手段呢？

要说到看电影，那简直是我们的节日！一电影从师借来，就一个个团传着放映。多是到一个集中的地方，各连队的知青都来了，好像一个大聚会。老朋友见见面，也可以认识些新朋友。记得一次听说要放映香港片《杂技英豪》。知青早早地聚在广场上，从天黑直等到夜里三。片一送到，广场声雷动，那声音撼山动地，不知是表达一满足还是一饥渴。还有一次看朝鲜电影，电影里下大雪，广场上也下大雪，但没有一个人离开。电影里人了屋，我们却在大雪里站着。这受真是奇特又奇妙极了。

文革初，我们批斗一个老教师。她原先是个老校长，反右时被划为右派，在学校清洁工。在她待问题时，有些顽的同学就叫她大大不停地吃大蒜，她说受不了，便叫她搅合鞋油一起吃，再把蘸了稀泥的叶她嘴里。那时我们决不会认为是在迫害人，相反觉得我们很英雄，很正义，立场定。这便是当时学生们的自我觉。

可以说从文革初期到这时，我还没有丝毫的反省意识。